FAI 7
所谓相遇
所谓别离
新闻速览
所谓背弃
所谓奇迹
哟。欢迎来到「世界的里侧」。
这里是纯白的空间。在推开大门的一刻，Master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这是色彩感消弭的世界，深度感淡薄的世界，前后左右的概念全部散失的世界，视觉与听觉一律退化的世界。Master感到四肢漂浮了起来，而几乎就在同时与四肢相对应的物体却消失了。她感到了惊讶，但没有慌张。在这片空间中一切的曲折、波动、万物的变化全都失去了意义，仿佛被某种更高的存在一点不剩地抹去了。她对新奇现象的惊讶、对这片完美无缺的空间的赞叹、由为了来到这片空间而在几个小时内所做的努力带来的心理上的一切余波都在走进这座名为大阿托米的宏伟建筑的一瞬间被旋转门的底边压平了。
对于这种关于今年的12月24日的预演，感觉如何？
从白色的浓雾深处传来的声音为Master的大脑注入了足以令她感到诧异的信息量。她以及她的同伴们所处的绝非是正常的世界，她在不久前知道了这一点；她并非是「她的童年」的产物。在她的脑中关于童年的记忆极度淡薄，唯一存留的便是生长于本底区大陆东部的贫瘠内陆地区这一条线索。她能回忆起从四月开始被任命为HK-S零号指挥部负责人开始的每一处细节，却对更早的事情鲜有所知。她曾将这种错乱归因为隔离审查期间长期的不见天日带来的生理错乱，而在Kuraito讨伐作战结束后，她从某位其原本的姿态已经永久性地消散的泛函少女残存的痕迹中得知了世界的真相。这是从四月一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结束的世界；没有人类能跨越十二月二十四日夜晚的深渊。那一天的夜晚几乎是全年最长，而当夜幕降临后，更加庞大和深邃的某种存在就会将包括她和每一个人类在内的全地球和全宇宙吞噬、消化殆尽，在将钟表回拨到同一年的四月一日后再将被消化液雕琢过一遍的世界重新倾吐而出。这是无尽的循环，而每次都略有不同。于是Master理解了，她并非是根植于她的过去；这世界的每个人反而都立足于其未来。
她不知道有多少人掌握了这一秘密。HK-S的高层对此闭口不提，她能接触到的资料也全都立足当下。从TPSS单方面的倾吐中、从其中转述的B3LYP的结论中、以及从B3LYP所听取自的在最初的那次循环中她的Master的断言中，Master明白了要让世界脱离循环的唯一方法便是将隐藏在世界各处的不明人形的数量削减到零，而这恰恰也是她从HK-S处领受的任务。为此，需要揭开不明人形的秘密，搞清楚她们从何产生、又为何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佩铎爱丽丝」。在大约一周前的作战中，她从名为T·马蒂内斯的青年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知道了这是解开不明人形之谜的钥匙。而在那场作战的最后，她收到了不知位于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关于哈布斯堡的领地隐藏着秘密的提示。
佩铎爱丽丝与哈布斯堡的秘密。为了追寻这一点，她与她所率领的泛函少女们来到了范特霍夫，而最终抵达作为现代范特霍夫的心脏的大阿托米的，只有Master一人。
而在这一最终抵达的地点，Master意识到了在这里有其他人知道世界正在循环的事实。
从你没有表现出惊讶这一点来看，你应该已经知道许多了吧。那么，为了解开佩铎爱丽丝的秘密，就让我将剩余的拼图展示给你吧。
所谓相遇
在很久很久之前。比我与那个少女的相遇还要远远更早的遥远过去里，在一切的故事展开之前，我见到了一个名叫薛爱文的人。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东方人。那是在静默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像陷在水泥中缓缓下沉的船只一样缓慢而不可逆地加深的年代，我们居住的城市上空是防空广播，我们站立的道路下方是为了想象中的战争而准备的堡垒。我还是年轻人，而他已经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从很早之前开始，他就坐在轮椅上了；一开始是拐杖，后来换成了轮椅。他是历经了唯一一次的世界大战的人。更加准确地说，他是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的人。
1919年12月24日，范特霍夫火车站的空袭事件。在战火已经大体上停息的时段内突然出现在哈布斯堡家领空的战斗机与范特霍夫车站大楼相撞，并将它埋葬进了地底。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的牺牲者。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停留在建筑内。从空袭警报响起到撞击事件发生的时间差足够每个人从大楼中逃离，而众多的宪兵也切实地履行了驱赶滞留者前去避难的职能。所有的职员、所有的旅客以及所有的宪兵都安全撤出了，唯独薛爱文除外。在战争年代，一座建筑的倒塌与一个人的死亡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了他的死亡。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学家，来自无足轻重的落后国家，身上没有背负任何显赫的头衔。这样的人物，即使被判定为死亡，其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在「范特霍夫火车站大楼倒塌」的头版新闻下，与他相关的唯一叙述便是「一人死亡」这样的字眼。接着，时间流逝，战火停息，车站大楼的废墟被移除，在原地升起了新的建筑，薛爱文的名字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报道中。
而与这种沉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爱普莉尔·C·哈布斯堡女王说出薛爱文的名字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嘘声。
这是在1927年的会议上。会议已经进行到了第五次；作为由哈布斯堡家族出资举办，邀请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参加的大会，人们聚集在这里，规划出在后续的时代里为哈布斯堡家带来最大利益的突破性科技。在场的人无一不知道薛爱文的名字，尽管此人从来没有进到过大众视野中；这是由于，在八年前的第三次会议中，薛爱文成为了会议历史上收到邀请函而没有到会的唯一一人。
「看啊，就是那个人。那个「叛徒」。」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拉了拉我的衣袖，显得愤愤不平。
「大家都说他是假死。果然出现了啊——就好像为了逃避兵役而故意弄伤身体的人一样，真可耻。」
被邀请来这种会议的人似乎先天带有着一种使命。被哈布斯堡王室选中的事实使得他们自命不凡；他们确实有这样想的道理。第一次大会上正是受到邀请的众人设计出了让哈布斯堡家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初期占据优势的新型飞行器；接下来的每一次会议都成为了哈布斯堡迎来新的机遇的出发点。与会者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设计师，他们被与生俱来地赋予了塑造在接下来三到十年世界样貌的才能。大家都喜欢才能，没有人想要将其浪费；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要受到认可，不希望浪费被女王点名邀请的机会。这在历届与会者中仿佛形成了一种惯例：受到邀请而缺席的人是背叛者，将成为整个大会唾弃的对象。很不幸，这个有着东方面孔和拗口的名字的瘦小男人，成为了大会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在满场的嘘声中，薛爱文用木质拐杖拖着身体，像损坏到只剩刚好能动的拖拉机一样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大门口没能被球形的白炽灯照亮的影子中。他显得那样瘦小，戴着一副圆形木质眼镜，一边的眼镜腿似乎已经断了；他有着乱蓬蓬的黑发，像海浪一样卷曲打结，发际线老高。他的衣服看起来已经穿了许久。有传闻说他在来到欧洲之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就连现在这一身也是八年前在来到欧洲的船上被人赠送的。身边的人都对这个贫穷的「叛徒」指指点点，而我反倒感觉有一丝亲切。或许是发型的原因；我也有和他一样的蓬松杂乱的卷发和比旁人更高的发际线。而随后我就会发现，与这时感到的相比，我事实上会与他走得更近。
「这样不体面的人，怎么也能走近这座殿堂？」我听到了身后的人的嘟囔。这人似乎是个王子，而这时的他一定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就会成为薛爱文的支持者之一。
我看着他一点点挪动身体，没有人帮助搀扶他，一度聚集在他身上的不友善的目光也很快散开了。他终于移动到了第一排座椅，途中大约有两次差一点倒在地上。刚好在这里有空座；靠边的人不情愿地让开道路，在他坐下后，拐杖终于从他的手中脱离，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钝响。这响声几乎淹没在了与会者的交谈声中，我只能依稀听到。
在看到他终于坐下的这一刻，不知为何我感到了自己重重的吐息声。
在我们这些人之中，薛爱文似乎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既不算年轻，也并不老成；或是说，与一些年轻人相比，他已经过于老朽，而与一些德高望重者相比，他又过于稚嫩。几位老人提出继续之前关于为哈布斯堡家族开发秘密武器的话题，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种计划已经持续了八年而没有进展，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研制一种代号为「合金管」的超级炸弹，当老人们就此进行发言时，我身边来自合众国的与会者窃笑着说这已经远远落后于合众国的进度了。不得不承认在场的人可能并不擅长制造炸弹，因为从第三次会议开始这些老人们就制定出了他们的方针，而直到今天计划仍然几乎停留在纸面上。只有薛爱文试图打断他们的发言，说这种计划恐怕现实性不足，与当前国家缺乏原材料的现状严重矛盾，而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立刻遭到了这些老人们的呵斥。而当一些激进的年轻人构思着制造一种能通过反复掷骰子来影响未来的机器时，试图指出计划完全是一番空想的薛爱文又变成了迂腐的象征。很明显，薛爱文在会场上不受重视。而这种悲惨的状况一直要持续到会议即将结束时他的正式报告才得以改观。
「所谓生命，不过是被封存的一小片逆流的时间。」
我读到过这句话。这是薛爱文多年前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句论断；当它在这种会议上被重申时，或许会被绝大多数人当做是老调重弹。然而，将这句乍看起来与会议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关于生命本质的讨论与那些年轻人干涉未来的高涨热情结合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这其中隐藏的可能。而紧接着，他半干枯的嘴唇就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叙述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说，通过对生命这一天然的时间逆流的研究，足以制造出人工改变时间的流速和流向的可能。
他说，生命是宇宙的镜像；对生命的干涉，将等价地反映到现实世界中作为代偿，这将成为改变宇宙的手段。
他提到了熵。他说，时间的总体流速一定是正的，当生物体内的时间逆流的速度改变时，外界的时间流速也将改变。
他说，生物体本应有着调节时间逆流的速度的能力。能出于意识而运用这种能力的生物体，将成为能够任意改造世界的超人存在。
他做出了总结：他的提议，就是通过对被封存在躯壳中的时间逆流的研究，制造出拥有自我意识的全知全能的「神」。
不难想象这种提案在会议上将受到多么巨大的反对。这既是一个科学兴旺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思想还没有从旧时代的影响下彻底解脱的时代。五十年前人们已经摒弃了由神造物的学说，而二十年前人们却还在苦苦寻找两千年前的先哲口中的以太。因此顺理成章地，薛爱文的设想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来自北方冰雪国家的富有攻击性的年轻人指责他的设想受到了宗教的过多影响，而之前因被他否定而愤愤不平的老者则对计划中的困难大加批判。薛爱文显然陷入了难堪的境地，然而在我眼中这种场面却并非陌生。当我在十年前讲述关于以太的新发现时，也受到了相同的责难。
或许我就是在这一刻决定加入薛爱文的阵营的。
在会议结束后，关于在众多方案中采取哪一个的争论依旧持续了很长时间。合金管计划仍然在进行，并且继续让参与者为原料的缺乏而头疼不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薛爱文的提案在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秘密地被执行了。
一种说法是归功于薛爱文的口才，而我更倾向于这是哈布斯堡家的孤注一掷。世界大战的结束让哈布斯堡陷入了极度的被动中；女王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让她的国家从依赖于合众国的庇护才得以生存的依附者转变为无法轻视的重要角色的手段。老人们的提议或许在这位年轻的女王眼中太过保守了；要扭转哈布斯堡的不利局面，需要更加令人惊叹的东西。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权衡之下，她选择了薛爱文。
后来这一项目被称为「时空列车计划」。
而我与薛爱文的第一次交谈，也发生在那一天。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全部的会议结束，我顺着人流走出会场的那个下午。那是在范特霍夫的冬日，天黑得很早。没有人不想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回到家中，以至于会议末尾主持人的总结陈词也无人在意了。会场是一座有五百年以上历史的石质建筑，从外观看起来颇有希腊遗风。它坐落在一处大草坪上，冬天的草地枯黄而厚实，像是铺在地面上的厚被子，唯有这样这片土地才不至于冰封。太阳已经位于地平线的边缘，将天空、大地、全部的草坪、身边稀疏的石柱和稀落的人群的影子都染成黄色。我被人们推动着前进，尽管周遭并没有几个人；无论会场内的人群有多么稠密、喧闹、令人闷热，当他们从这些石柱间穿过时，仿佛所有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你能知道这种感受吗？就好像从胡椒粉的罐子里掉落出来，从罐口的密封纸上被扎出的小洞中穿过。这些石柱并非在支撑着建筑；它没有在纵向上发挥作用，反而在水平方向上不可缺少。它们是某种过滤器。从它们之间穿过之后，一直压迫着胸口的某种东西就随之消失了。
即将坠下的太阳像是飞机的前灯。在我们那个年代，还几乎没有亮度能与之匹敌的人造物品；我只能想到有幸见过一两次的飞机。在灯火管制的时期，如果你站在机场附近，盯着即将降落的飞机看，就能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当飞机来临时就会有一束能穿透一切的黄光，足以将整个视野填充，使得站在它面前的人无法看清任何物体；而当这束光熄灭后，就再也不会有其他的光源了。我很确信自己正站在一架飞机的跟前；干掉的草在摇动着，风声在呼啸着，如同有人在呐喊着引导飞机的降落。螺旋桨的转速一点点减慢，与此同时仍然在向四周排出强劲的风，将所有的东西都搅动成螺旋形。如果你见到过咖啡拉花的话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样子。
就好像我正站在一个漩涡面前。暗黄的光、寒冷的空气、以及某种独特的薄凉感一刻不停地从这漩涡中喷涌而出。五十年后，当我看到有关白洞的物理学说时，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下午。白洞是一个不断喷射着新生的物质的漩涡，是宇宙的起源和一切的母亲；而离奇的是我面前的东西实际上象征的却是白昼的终结。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白洞伴随着强大的引力，足以将任何喷射出的东西紧紧地吸在周围；它让物质降生，却无法给它们自由。很奇怪不是吗？那些从宇宙中刚刚诞生的物质，那些可能会成为恒星、星云或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物质，在能够变成这些之前，就会葬身在它们所诞生的地方，通过被诞生出它们的白洞紧紧撕扯的方式。换句话说，白洞已经为它制造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物质都安排好了归宿，以引力为媒介。只要有引力，只要有某种力量将物体之间联系在一起，就永远也逃不开这种最终的压倒性的毁灭。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炫目的强有力的压倒性的难以抗拒的无法回避的绝美与绝望的夕阳下，我看到了薛爱文的影子。
他依旧依靠拐杖支撑着自己。离开了拐杖他就走不动路，甚至连移动自己的身体都是一件难事。而现在他就陷入了类似的处境，因为他的拐杖被卡在了什么东西里。我向他走去，发现卡住他拐杖的是某种与身构成后的希腊式建筑的材料极为相似的白色石块；它们是五百年前的古人建造它时遗留下来的材料，又或许是百年后这座建筑坍塌后的废墟所处位置的预演，我一时间难以分清。它们是如此沧桑、老旧，如此难以理解，又与这片燃烧着的草地如此浑然天成。我帮助薛爱文稳住身体，将拐杖一点点从石头夹缝中移动出来。其间他数次将要倒地，我只能勉强将其扶住。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他要如何生活？我想要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他的行踪已经隐秘多年，其生命中离奇的空档不免让我怀疑他是否仍然是这个世界的居民。他难道是从冥界突然冒出来的穿越者吗？
为了让自己停止这种与科学家的身份不符的遐想，我尝试说些什么。不论是什么，只要能展开对话，就可以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类。
「啊呀……这可真是费劲。」
没有反应。
「你还好吗？打算怎么回去？」
没有反应。
「真是的，那些人怎么都不来搭把手，可真是难为我们了……」
没有反应。
我变得更加动摇了。在帮助他移动重心的同时，我瞥向了他的脸，不禁惊讶于这是怎样一副怪异的脸庞。他的脸的左半边是标准的东方人长相，而右半边则有着更深的眼窝和更高的鼻子；他的左眼有着浓重的黑色，不管是哪一边的脸庞都充满了皱纹，皮肤像放置一个月的面包表面一样干瘪脆弱。唯独他的右眼格格不入。
那是一颗比任何玻璃珠都要透亮、比任何洋娃娃的眼球都要干净的浅蓝色眼睛。这颗眼睛镶嵌在极端凹陷干瘪的眼窝中，就好像有人将范特霍夫夏季晴朗时的天空揉成一团，将它扔进了名为地狱的黑暗虚无中任其飘荡。
这是一颗怎样悲伤的眼睛啊。它是那样透明，却孤悬在如此的空旷之中；透过它可以看到任何底色，而事实是根本没有底色。它本可以和熠熠生辉的五官遥相呼应，却只剩下了如此的孤独。与它为伴的另一只眼睛的黑色是如此深沉，使得它的透亮是如此不合时宜。它只是在漂浮着，随机游动着，仿佛与身体缺乏连接；黑色的眼睛看向前方，浅蓝色的眼睛却转向右边；而当它看回前方时，黑色的眼睛却闭上了。拥有这只眼睛的人所拥有的，会是怎样空旷的荒凉的抽离的漫无根基的漂浮不定的灵魂啊。
「其实你本不必来帮我的。」
「嗯？」
我在一秒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听到过他的声音的。分明是普通地球人的声音嘛。
「那些人也是，全都不必来帮我。」
「为什么？」
「如果深渊就在那里的话，无论有多少人来都是一样的。就算从这里出来了，前面还会有新的深渊。并不是一个接一个的深渊在前方等着；只是当你从一个深渊走出来时，新的深渊就会生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事情就会变成这样。」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在我看来，这无非是自怨自艾而已；就好像是某种命中注定，他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将拐杖卡进石头缝里，即使我在这里帮助他移动了出来，前方也会出现新的什么东西将他卡住。如果说我能做到通过将他扶出来的方式在前方的地面上制造一个新的裂缝的话，多半是高看我了。
「别说这种话。试着往前走一点，拐杖已经出来了！」
我试图用言语鼓励他再次移动身体。接下来只需要他远离这处无端伫立在这里的大理石堆就好；没有理解他的话语的含义的我积极地想道。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
不会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为拐杖的断裂而自责。或许是出于对薛爱文的怜悯，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心态，那天晚上我将他接到了自己的住所。虽然我也只是住在公寓里的一般阶级，但我可以料定他也不会有更好的住所。让他暂住一晚似乎并无不妥；而这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接下来我会与他成为怎样亲密无间的关系。
你会觉得接下来我们会在那一天变得熟识吗？所有人都会这样想吧；如果相遇和相识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累加的话，如果它们就是若干先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话，人际关系就会变成简单得多的东西。然而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人们总是期待着生活中的新鲜感，将一年内发生次数不超过三次的偶然事件当做命运的启示而刻骨铭心地记下，然而支撑着人际关系的无非是那些比十三天前的中午吃的是汉堡还是意大利面还要平凡的日常生活。关键的转折、戏剧性的展开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代表不了什么。就好像绝大多数人不会通过购买彩票而暴富，但偏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大奖的幸运儿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样。在这片万物诞生的漩涡面前我遇到了薛爱文这件事已经足够令人称奇了；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两次的奇遇往往不会连续发生，因此接下来更不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展开。我叫了一辆令人想到午餐肉罐头的出租车将他带去住处，接着又去楼下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给他定制了一副新的拐杖，仅此而已。他不是一个开朗的人；我带了半块披萨回去，叫他到餐桌前，他却没有反应，待在小房间里不肯出来。我从门外看到他在对着一个小本子写写画画，想必是还在研究他关于生命与时间的理论。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在听到这一理论的同时就意识到了它的价值，但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开口同他交谈。到了第二天，两个街区外的木工将拐杖送了过来，薛爱文就默默地离开了。而我同他进一步认识，要等到一个月之后。
那时，我接到邀请而来到了一所新的办公楼。这里似乎是会议上备选方案的提出者的聚居地；虽然它们还没有被正式采纳；大概是为了不让任何潜在的机会流失，仁慈的哈布斯堡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片小小的空间来推进自己的计划。我依旧能记得它的门牌号。瓦尔德大街是一座这样无聊的街道，两侧除了我们所在的貌似白色长砖的楼房之外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建筑，我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座楼房的两侧都是什么。它们太过平淡，以至于无法被注意到。到了早晨八点之后，太阳光就会让空气中漂浮的所有尘土颗粒都显现出来，在这里生活久了就会想要戴起口罩。我们是在13号，这数字可真不太妙。我的隔壁房间是一个头发像是马鬃一样在脑袋中间高高凸起形成一条线，而两侧则相对稀疏的青年，与薛爱文相比他更加捉摸不定、更加不爱说话，每次路过时我尝试对他说你好，而他则会驻足几秒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何每次打招呼时都没有反应，他解释说你好并不是一个问句，因而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简直受够了这样的人，因而之后见到他时就再也不打招呼了。
我的身边尽是这样的人。再比如，和我同一层还有一位青年，脸型看起来像半截法棍面包，眉眼倒是算得上英俊。如果在面包的横截面涂上黄油，再用小刀从中间向两侧抹开，就恰恰成为了他发型的绝佳形容。他看起来应该算得上是个正经人，但不知为什么他无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要揣着一瓶白色药片，让他的裤子口袋鼓得老高。他对这种药片的迷恋到了令人不解的程度；不仅要随身带着它，还会不时拿出来吃几片；无论是在餐厅等待上菜时，还是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时，甚至就连在偶尔拥堵的卫生间前排队时也是。他吃这些药片时从不喝水，永远都像口香糖一样将它们放在嘴里咀嚼。我曾向他讨教这药片究竟是什么，他没有细说，倒出了几片塞到我的手中，而当我想要效仿他品尝时，仿佛感受到了比至今为止吃到过的全部柠檬和腌黄瓜都浓缩在一起还要浓重的酸味；如果感官刺激能作为燃料提供动力的话我可能会在那一天取代克劳恩爵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明火箭的人。可是从他的表情中我看不出捉弄的成分；他好像是认真地在向我宣传一种新型保健品。于是我愈发觉得这个人好可怕，从而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在这样的人中间待久了，也就不免让人怀念起薛爱文了。虽然他也算不上「正常人」。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正常人呢？街区不远处水果店的收银员每天坐在店里，对每个顾客都说着同样的问候语，他算得上是正常人吗？可是又有某种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曾经因为酒后打人而被丢过两次工作。如果和前面所说的两位不同，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让人感到难堪的人可以被叫做正常的话，在所有公共场合都端庄得体的爱普莉尔女王陛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正常的人了，但欧洲国际的那群人显然不会这么想她。而就算世界上真的存在无论怎样划定边界都会落在圆圈正中心的「正常人」的话，他也显然不会出现在这座办公楼中。被集结在这里的都是某种意义上偏离了日常生活的怪胎，也正因如此他们有着改变日常生活形状的力量。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我的，也许在那个马鬃头眼中我是一个每次见面都会打搅他安宁的讨厌鬼；对此我也并不关心。然而不知怎么的，我却开始关心起薛爱文的情况了。
那个只能依靠拐杖蹒跚行走的东方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有一阵子没有见过他了。虽然知道他也在这座办公楼里，却从来没有在走廊里、在楼梯间、在去餐厅的路上遇见他。他每天是怎样过来的？这些楼梯对他来说是否太过艰险了？无论在哪家餐厅都没有遇到过他莫非是由于他行动不便所以从不外出就餐？然后，他所提议的计划如今又是怎样的进展？
于是，在另一个下午，同样是在太阳即将落下时分，我推开了标有薛爱文名字的房门。
好黑。
从夕阳的暖黄色光线一下子切换到摄影暗室一般的环境中让我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这房间不算大也不算小，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摆满了金属物件。唯一的窗户拉着窗帘，将来自太阳的光线遮住大半，而室内层层叠叠地悬挂着黑布，让所剩无多的阳关完全迷失在其中。
这里是黑色布料构成的森林。那么想必他在进行某种需要严密避光的实验了。
「嘘——」
我没有想到我与薛爱文的这次见面是以他的主动出声开始的。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弱，像是一条隐藏在重叠的布料之间的小蛇发出的。我想问问那个法棍头型的青年，他手中的药片有没有治疗喉咙沙哑的功效，如果有的话真想给声音的主人送几片。
我拨开一张垂到额头上的黑布，踏入了这片隐秘的森林中。薛爱文的声音还在继续，他在向我解释他的实验；可我却无法辨认出声音的位置。或许是由于无数布块对声波的反射作用，他的声音在布料构成的迷宫中来回游荡，时近时远，和我捉着迷藏。
「我在验证生命和时间的理论。具体来说，我需要探测生命体的电信号。你知道现在时兴的理论吗？说光也是电信号的一种，而且它与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当然知道，因为这理论就是我所提出的。
「这些黑色的布料就是为了屏蔽包括光在内的一切电信号的干扰。我只需要测量生物体，仅仅是生物体而已。是的，你可能会讨厌黑暗，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明白，甚至觉得他说得有点啰嗦了。不过是「避免干扰」这样一个要点，为何要反复说明呢？
「我用金鱼做实验。它们生活在水中，释放出的电信号可以被水传导到仪器里。为此我需要一种十分灵敏的光电测量仪器。」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在任何时代测量工具都是必要的。他口中的光电测量仪器在几十年后被人们叫做传感器。
在这样想着的同时，我终于走到了他的身边。在这些布料制成的屏障中行走很需要技术；一个来访者当然也可以径直闯进去，将一切挡住路途的东西掀开，但这样只会让房间主人的实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我不想成为这样令人讨厌的访客，因而每走一步都小心地思考要怎样才能最小化与房间内陈设的碰撞。这样的步伐就像圆舞曲。
等到伴随着他的说话声的圆舞告一段落时，薛爱文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还是那样干枯瘦弱，将全部的体重压在右肩下的拐杖上。这幅拐杖正是一个月前我给他定制的；我特意选了上好的桃木，因为早就听说桃木的韧性最佳，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月前那样的意外事故。现在看来这拐杖确实结实。他唯一可以运动的左手正向着前方伸出；那里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在玻璃外壁上挂满了金属制的仪器。它们被细细的电线连接着，这些电线缠绕在一起，如果不是在鱼缸外侧则足以让人误认为是水草。薛爱文的手显然不够长；他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细线，手腕发力想要将它按进水中并最终放到合适的位置，可惜他的手腕再怎么扭动，手指尖的位置也无法越过以手腕为圆心、以手掌长度为半径的小小半圆。他想要移动身体，却受到了身体条件的限制。于是他陷入了进退两难中；如果想要移动身体就不得不收回左手，双手并用扶住什么东西保持平衡，而这将迫使他放弃手中大概也是花费很多力气而抓住的东西。我不忍心看他这样挣扎，便上前帮他扶住身体。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幅身躯竟极为沉重；尽管看起来像是枯树叶一样干瘪，他的实际体重恐怕足以超过一个大胖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之是费尽全身力气帮助他移动到了更有利的位置。然后他终于将手中的电极安置好了。
「这些电极是做什么的？」
「我用它们测量水中电信号的分布。金鱼的神经活动放出的信号向四面八方传导，只要能测出水中每个位置处的电流，再结合金鱼的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脑中究竟有怎样的活动了。」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我理解他的实验原理。不过原理是一回事，实际计算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且不说他需要许多精密的测量仪器，即使真的将某一瞬间水中每一处的电流测定出来，想要重构出金鱼的大脑活动也绝非易事。不过在这些之前，我向薛爱文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金鱼也有大脑吗？」
「当然了。」
我差点忘记了薛爱文的本职是个生物学家。面对我的外行提问，他好像完全没有介意。
「且不说金鱼，就连水母也已经有原始的神经系统了。有些人会觉得水母只是一团透明的水花，是海水凝聚起来的产物，但并不是；水母体内已经有了遍布全身的神经细胞。到了海星，已经发展出了神经中枢；知道这些，听到鱼有大脑也就丝毫不会奇怪了。」
原来如此。是我小瞧了鱼类。
这时的薛爱文已经开始着手布置另一条线路了。我的目光转向了鱼缸的中央；在偌大的鱼缸中，单单只漂浮着唯一的一条金鱼。它像秋季的雨天里落在水洼上的枫叶，安静而孤独。它也好小啊，看起来是那么虚弱，就像它的主人一样。我知道薛爱文的用意；只养这一条金鱼当然也是为了避免信号之间的干扰，但此时我不禁想给这只金鱼找个朋友作伴了。
「你不考虑再养一只金鱼吗？」
薛爱文沉默了。看来他是那种只会面对特定的问题滔滔不绝的类型。我慌忙解释说并非有意岔开话题，但薛爱文依旧没有反应。我听到了隐约的水流声；它一定是从鱼缸里传来的。我再次看向金鱼，发现它在水中翻了个身，尾巴像是红色的牡丹花，随着水的细微运动而在我们的眼前绽开了。
就在这时，薛爱文开口了。
「你知道金鱼是怎样诞生的吗？」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于是请他赐教。
「金鱼是被人工选育出来的物种。它不是大自然的杰作；为了让它看起来鲜艳，人们一代一代地将颜色不够好看的剔除掉，才有了今天的金鱼。」
是这样的吗，我此前从来不知道金鱼是这样产生的。感谢达尔文，让我们得以见得这一抹奇观。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为何物的可怜生物啊。」
诶？
「出于这种原因，对它们来说孤独地度过一生才好吧。」
是吗？我从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它只需要经历一次死亡。你能理解吗？这是一种特权。它们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出现在这里的，也没有被神所指派。一切都是偶然；它们是水流碰撞间偶然翻起的小小的雾气，在落回水面之前就会被太阳蒸干。能够无声无息地消失是多么难得啊。它不会在用光寿命之后仍然被囚禁在这片鱼缸里，不需要以电波的形式继续飘来荡去，仰赖着其他的个体，整日祈祷着同伴的消亡来给它以安息。它们只需要轻轻地向前倾一下身子，甚至都不需要迈一步啊。它们什么也不用知道，什么也不用发现，就可以如此地飘然！而如果它们知道了、它们被看到了、它们被记得了的话……」
薛爱文的声音愈发微弱，逐渐变成了难以听清的呢喃。他的意思是像这条金鱼一样一无所知浑然不觉地度过一生是令人羡慕的吗？他想表达被同伴记住是一件枷锁吗？在我看来，能够认识自己、能够在死后以回忆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其他的某处才是幸运的事情。我想象不出他为何会这样想。可我并不认为这种分歧会让他显得古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仅仅在这几天我就已经见识到了许多；有的人喜欢吃酸黄瓜，有的人在超市路过罐装酸黄瓜的柜台就想吐，而有的人却将酸得要命的药片随时拿来咀嚼。有的人连回应别人所说的「你好」都是一件难事。与这些人相比，薛爱文的想法也算不上古怪。更重要的是，比起先前提到的那些人，我更想了解薛爱文这个人。
「……抱歉。」
他为什么道歉了？
「当我向其他人说起这些时，从来没有人爱听。但我一激动，就还是说了许多。」
我连忙向他解释道完全没有关系。我不排斥别人的长篇大论；正相反，对于薛爱文刚才的发言，我反而在为没能听清后半部分而感到遗憾了。为了缓解气氛，我决定让话题重新回到他的实验上。
「所以，你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还没有，但只需要不久了。只要将这些电极安装完毕就好。」
从他目前的进度来看，大部分设备都已经被装上，所剩的工作不多。看来只要一两天之后，就可以见证他的进展了。自从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后，我就对他的计划倍感兴趣；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听出了其中的妙处；从他刚才的行为来看，似乎也有其他人来访，而他也乐于向访客介绍自己的进展，而至于其他访客是否真的感兴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就自己而言，我对他的兴趣是真挚的。虽然我目前还不打算投身到他的计划中：这种计划在目前看来仍然显得虚无缥缈。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它会有生根发芽的一天。
在告辞之后，我仍然在思考薛爱文的计划。与其他人不同，这段时间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虽然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但这并非因为我也怀揣着什么足以改变世界的计划，仅仅是因为我的远房亲戚恰好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根据六度划分理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超过六个中间人的介绍而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远房亲戚并没有什么稀奇。你也会这样想吧？需要绕三四个弯才能联系起来的人，跟素昧平生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会因为可能发生的关联而感到麻烦。
但我要告诉你，这不过是久居和平年代的年轻人的错觉。在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什么比有一个居住在和平国家的远房亲戚更让人感到振奋的事了。在我年幼时，他就将我接到了合众国，在那里我得以在没有防空警报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而我回到欧洲的契机，也正是他前来参办会议，而顺便带我回来——正好是薛爱文临阵脱逃的那场。这一届的会议我能够参加，也是托他的福。在会议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虽然也有了一间办公室，但还没有确定要做什么，所以才会有时间四处跟人攀谈。在那晚看到薛爱文的实验后，我灵光一闪，似乎可以做点什么。
他说他需要一种极为灵敏的光电信号探测装置，而我正好有点思路。我希望你没有被我的叙述绕晕；薛爱文实验的出发点是光与电的关系，而这正是我所擅长的。只用了几个小时，我就设计出了一种能将最微弱的光线转化为电流的设备。它是一种真空玻璃管——这种详细的说明你不感兴趣，那就跳过。我很快给薛爱文送去了一些，希望能对他有些用处。而当两天后的晚上我再次推开薛爱文房间里重重叠叠的帷幕时，我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他的鱼缸周围的空间被蓝色的光晕填充，明明水面没有波动，天蓝色的光影却在墙壁上、窗帘上、以及理所当然地他的身躯与面庞上、乃至每一块小小的空气中流动。就像是置身于真正的大海。
「这只金鱼能看到大海的景致，在它飘然的一生中是幸福还是不幸呢？」
我想起上次薛爱文关于金鱼的说法，自作幽默地开启话题。薛爱文苦笑了一声，没有回应。
啊，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虽然不知道其中有几分高兴，但他果然是能做出这个表情的。
我将目光转向鱼缸内部，细致地观察他的实验装置。真是不可思议——他居然会把我制成的装置这么运用！我制作的玻璃管是用来将微弱的光线转化为电流的。我原本以为这样对他就足够，而他却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用法：他将许多这种玻璃管和小灯泡依次连接在一起，一个玻璃管接收到光线后，将小灯泡点亮，接着又被另一个玻璃管接收，制造出更强的电流，将下一个小灯泡点得更亮。不得不说这是天才的设计；在这种玻璃管和小灯泡的连锁过后，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信号就被放大到了足以将整个屋子照亮的程度。不必说，房间里如同海波摇曳的蓝光就是在描绘着金鱼大脑里信号的波动；通过这种方法，眼前的这个只能依靠拐杖勉强站立的人已经可以知道金鱼的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了。
「怎样，你能知道金鱼在想什么吗？」
「还不确切。但这不要紧；我不需要知道它眼中浮萍是什么颜色、或者水藻的味道是否好吃。我主要关注的是「时间」」。
也对。我想起了在会议上他的发言：生命就是一小片逆流的时间。对他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
「那么，它是怎样感知时间的？」
面对我的疑问，薛爱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我是否听说过金鱼只有五秒记忆的传说。我当然听过；最近许多人形容记错东西时流行使用「金鱼脑」的说法。而他则告诉我，这种说法很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嘲笑金鱼记忆力低下。
照他的意思，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说，时间并非均等的。就好像人类的十年或许十分漫长，而树木的十年就只是一晃而过。而根据他的观测，金鱼只有五秒记忆，并非因为金鱼的大脑不发达，而是由于对于金鱼来说五秒已经足够漫长了。
「就比如，你会有让人感觉「只需要记得这些就足够」的经历吗？」
他是说快乐的回忆吗。我想了想，或许中学时代在棒球队的经历可以算是一件；每年的圣诞晚宴也都不错。但如果说要选出一件，使得其具备能取代其他全部记忆，承载生命之重的价值，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说到底这是由于类似的事情很多，大都具备相近的价值。要在一叠百元钞票中选出一张而舍弃其他，实在是令人无法做到。
「如果能说出一件这样的事，它的价值与漫长的一生等同，那么也可以说它的时间线足以被拉长到一生的长度吧？」
似乎有道理。就好像古代的宗教信徒将为期几秒的神迹视作毕生追求的目标；有的人一生只是为了回味某一瞬间而活，这样的故事也是听过的。如果片刻可以作为一生的缩影，除了这一瞬间之外就再无新物，便可以认为片刻与终生是等长的了。
「对于金鱼也是这样。金鱼是那样浑然不觉，所以当它睁开眼睛时，仅仅是五秒的时间内见到的光景就足以支撑它活完一生了。它在这五秒内如同醍醐灌顶，接下来的时间无非是这五秒的延续。如果没有这五秒，它就不曾活过，而在这之后它也不需要更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金鱼的寿命只有五秒。记忆的长度等同于寿命的长度。这就是金鱼用它可怜的一生给我的启示。」
「所以，如果把一整个寿命当做单位，以此为尺度去观察同一个钟摆，就会发现在每个生物体内时间的流速是不同的了！」我好像在一瞬间参悟了什么。在这一刻，从出生开始扎根在脑海里的关于时间的固有概念消失了。时间是相对的，嗯，时间是相对的。它的流速会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变。当我在棒球比赛上时，时间正在飞快地流动，在圣诞晚宴上也是。而一旦有一天我决心不再去认识新的人、不再做未曾做过的事，我的时间也就停止了。生命即时间，时间即寿命，时间流动者恒存活，存活者时间却不一定流动，而他的寿命也已经到了尽头。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了。这一刻的发现比一百倍咖啡都来得有效，与薛爱文的交谈让我获益良多。我赶紧道别，回到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就重新造访了薛爱文的房间。
「关于时间流速的问题，这是我推导出的方程。」
我不知道薛爱文作为生物学家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手稿只有两页，他却前后翻了四遍。我正想向他解释，他突然将手稿放下了，随后撕下一截胶带，将它们贴在了鱼缸上。举世孤独的金鱼恰好游到了手稿的位置，不知是否是也对手稿感兴趣，在这里停留了许久。
从他的反应上看，我知道薛爱文读懂了我的方程。这一刻我感觉环绕着房间的深海氛围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比初识薛爱文的那天傍晚还要明亮得多的温暖的阳光。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还没有在他面前做过自我介绍；是的，我们见了许多面，但只有我知道他的名字，而我从没有说过自己。我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只是听他讲自己的进展。这时我觉得，是时候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他了。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办公室的位置，欢迎他来串门，虽然我知道他多半不会来，即使要来恐怕也需要我来搀扶。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直到这时才「想起」向他自我介绍并非偶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他面前都怀着一种深深的自卑。
「我们今后用代号相称吧。」
什么？
「女王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他们说按照惯例，参与秘密项目的人要有一个代号。」
好像已经被默认为项目的参与者了。这让我感到了高兴。
薛爱文说他也是第一次起代号，毫无经验。我便提议大概可以从姓名的含义着手。他讲解道，他的名字在东方的语言中是包含爱恋的话语的含义，但他不知道有什么词可以简练地翻译，我便临时造了一个词叫做「恋语」（Liebenschrift）。他对此似乎很满意，认为兼具形象和音韵之美。至于我，他用东方的语言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初石」（Hatsuishi），说是包含「第一个」的含义。再到后来，我们给每个加入的同伴都起了代号；「圣诞」、「夏野」、「山骡」，等等。不知怎么的，后来薛爱文似乎用起了另一个代号，叫做「库拉」（Kura）。或许是创始者的特权，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他同时使用两个代号。接下来，我们做出了约定。
「制造出来吧。让我们一起，把那次会议上展示的计划化为现实吧。」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充满了干劲，乐于将脑海中涌现的所有事情付诸实现，而命运在这时却没有向我们预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那时为何会如此自然地与他相约；我们容易被气氛所牵引，后知后觉。现在想起来时，那时的我们已经站在命运的交叉路口上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他向我描绘了一种伟大的图景，它比他在会议上所讲的更加引人入胜。在那天的鱼缸边上，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他的想法的威力——他可以洞悉生物体的想法。借助他的技术，他可以将所有的动物，无论是鱼类、鸟类还是大型牲畜，将它们的思想呈现出来。过去的人类常常以唯一的思想者而自傲，但在他的面前，人类不过是拥有感官和思维的无数种动物中的平凡一例。我曾问他，他是否能读出我的想法？他思考了几秒钟，随后说目前还不能。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对我的玩笑话认真回答；这也意味着有朝一日洞悉别人的思想这件事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正常人在这时一定会脊背发凉吧；现在向来，我可能也会——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他的话。他的眼睛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当我感到犹豫不决时，只要看向他的眼睛，内心就会安静下来。就是那双在第一次与他对视时就让我注意的眼睛；一边是均匀的黑色，一边是透亮的浅蓝色。据说东方人很喜欢黑色的墨汁；他们会用特制的笔将纯黑的墨水蘸起来写字。和我们习惯使用的钢笔或羽毛笔不同，他们使用的笔尖是软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但当看到他左侧的眼睛时，我仿佛能想象一位一千年前的诗人用蘸水笔在特制的草纸上写下的墨点。他有着融合了过去和未来的眼睛；他的右眼就是「未来」了。那种比早晨的露水还要透明、比天上的月亮还要清冷的色泽，在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不对，我是见过的。就是那个人啊，佩铎爱丽丝。就是她！在第一眼见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如此啊。那么漂亮的眼睛，却陷在那样空洞的眼窝里，好像要把我的灵魂全都吸走，只留下对他无尽追随的感觉。爱丽丝也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不到十岁，但是她周围的氛围已经足以让人沉陷了。难怪，难怪。原来是这样。原来让我沉陷的不是爱丽丝，而是她身上与薛爱文相同的特质啊。
话说回来。对着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薛爱文，要说他没有能让我心甘情愿被他读出想法的能力，谁会相信呢？或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早就被他看透了吧。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是啊。薛爱文已经死掉了。在24年前。这次与他最初来欧洲时不同，他是真正地死掉了。
他在一生中做了两次叛徒，又经历了两次死亡。他第一次「死亡」、然后被人当做叛徒时，没有人了解他，所有人都在随着别人的氛围鄙视这个从东方来的穷小子，而我对他抱有某种好奇；而他第二次成为「叛徒」时，我真切地对他产生了厌恶；而在这之后，他的第二次「死亡」，也正是我所造成的结果。
所谓别离
我的名字是J·埃尔斯纳，担任欧洲国际驻海森堡基地的指挥官。
年轻人。您怎么会这么惊讶？见到准将站在你面前让你畏缩了吗？不必害怕，您和我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我们的部队对待来访人员是很周到的。怎样，刚才的阿尔伯特同志让您受怕了吗？别客气，我们……
您怎么了？都说了别害怕。我知道您是从西边来的，那又怎么样？我们又不是吃人的老虎。我知道你们那边把我们宣传成了贫穷和恐怖的代名词，这些都是子虚乌有。您看，您来到这座城市里，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吗？没有吧！当然不会有。我们之所以要接待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强加给我们的印象。毕竟现在的基调是缓和嘛。一切都要缓和下来。我们没有必要怀有这么大的敌意；你们那边搞的星体大战计划也是，就好像你们要从地球上脱离出去一样。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居民，就用地球的方式，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不好吗。
喂，您在说什么奇怪的话？您明明就是来问这个的，怎么会连这些都不知道！您该不会是前一天晚上伏特加喝多了吧？哦我明白了，一定是这几天旅途太累，把您搞晕了吧。没有关系，好好回忆一下。让我来帮您理顺：您是Nyantheland共和国派来的记者团代表，不是吗？你们的国家也真是奇怪，明明有女王，却叫什么共和国。这分明不就是……抱歉，要缓和。嗯，缓和。您是来参观这座军事基地的吧？这是我们国家最引以为傲的防御工程。「最终防御计划」，这个名字你一定清楚。对，如同它的名字那样，它的目的是「防御」——只不过是先发制人的那种。就是说，嗯，假如有一天爆发冲突的话。比如你们的侦察机飞到我们的领空，这种时候。请不要多想，我只是随手举一个例子。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我想应该不会？但这个例子应该十分妥当，记者同志……叫女士吧。记者女士……真是稀奇，原来你们国家的女性也是可以当记者的吗？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国家可以呢。您可以在报道中着重记录。就是说，如果有一架高空侦察机飞过来，或者有什么人秘密潜入进来的话，这就是危机爆发的信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出于自卫的原则，启动「最终防御计划」。
我们邀请你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这个计划的内容。因为要缓和嘛。如果有隐藏的东西，那就是诚意不足。所以我们准备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向您介绍。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大工程，您可以对它的重要性多加描写，以体现出我们的诚意。我们这次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邀请您过来，也没有要求Nyantheland或合众国披露任何对等的情报，就是为了这件事。那么，我要向您介绍最终防御计划的内容了。
总体来说，我们在边境地带布置了大量的核弹发射装置。围绕着边境地带、海峡沿岸、在北冰洋的冻土层下方，在任何你们能够设想的地方，都存在我们的发射井，其数量大约有三位数。而位于海森堡的这处基地，在其中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靠近范特霍夫的一处。从它发出的核弹可以超低空飞行；这样范特霍夫的防空系统也很难拦截得到吧。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几乎没能突破范特霍夫的防空，但这种事情恐怕并不会长久。当然地，海森堡基地也一定会被你们列为最优先打击的目标。虽然Nyantheland共和国没有核弹，但如果真的打算对我国有所动作的话，合众国的军舰一定会第一时间部署过来。你们不正是借助合众国的保护才将局面维持到现在的吗？抱歉，我又激动了。要缓和，不要在意。为了组织这种状况的发生，我们特意为海森堡基地设计了极为强大的防护系统。一切都是全自动的。就是说，一旦有人输入了启动最终防御计划的代码，事态就不可挽回了。核弹会进入发射程序，向覆盖范特霍夫全市的一百一十五个目标前进；与此同时这座军事基地的墙壁内会被灌注液态金属。你说这多么神奇！我们的技术能将高强度的金属转化成像水一样流动的液体，这样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被塑造成各种想要的形状。它们会在十五分钟内充满整面墙壁，然后快速凝固，成为足以防御小行星撞击的坚固壁垒。即使位于海峡的核弹在我们一方发射的同时升空，也无法在液态金属凝固之前落到这里。在那之后，我们就是无法打破的了。这座基地里的补给足够全体市民生活半年，储备的核弹数量更是多到连用来生火做饭都不算可惜。在这些特殊金属墙壁的保护下，我们可以向从海峡到太平洋东岸的范围不间断地发射核弹。记者女士，这些事情希望您能尽可能记录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缓和。如果真的到了需要启动防御的时候，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事吧。那么。
……
我。
记者女士，请您不要在意。我最近身体……
接待时间结束了。请您出去吧。
不要……不要扶我。快到一边去！听到没有，快出去！
什么，你原来不是记者啊。那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听到没有，这是命令！快出去！警卫员同志，快来……快来帮我把她叫走。不然——
什……么？
……
欧洲国际已经不存在了啊。静默战争已经结束了啊。
啊啊，原来是这样。
没关系，你不必这样。我并不是因为伤心在流泪啊。因为。
我从来就没有想要成为欧洲国际的军官啊。
欧洲国际也好，合众国也好，它们在静默战争里谁占据优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简直荒唐，为什么我要不得不那样去说话啊。什么「缓和」，什么「防御」，不躲在这样的借口下就说不出来话，不依靠着脚下的核弹就站不起来。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谁的核弹头多、谁更能在几分钟内把对方炸得稀烂，谁就更加文明？自诩文明的人怎么会用这么野蛮的方式较量！我们的文明建立在武器之上？明明是我们这些人、是那些在工厂里无时无刻不在劳动的工人、那些街道上的市民、那些有着亮闪闪的眼睛的孩子们、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支撑着人们把这些东西制造出来的，是人供养着武器，是这样才对吧，怎么会反过来变成要靠着这些武器才能生活啊！是它们供养着我们？不对！大错特错！我们每年要把不计其数的预算花在给它们保养上，与此同时连在睡梦中都会担心它们一旦发生意外会怎么样，说这样的东西在供养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这太奇怪了吧！而我还要不停地做出这种那种的预案，设计各种方法去把西边的城市变成废墟，还要一门心思去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东西表演给你们看。我从来没有在戏剧学院待过一天，却每天都要思考用怎样的台词、怎样的脚本才能让你们最为心惊肉跳，这是怎样的炼狱啊。这里是哪里？快告诉我，这里是哪里？是在海森堡？还是在其他地方？还是说我们已经转移到阿波罗宫里去了？欧洲国际毁灭了？合众国毁灭了？地球毁灭了？啊啊，这根本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从一出生就是，我的一生都在逃离战争，为什么偏偏要把我丢到这种地方、偏偏要让我执掌战争的按钮啊。
……
嘶——哈。
抱歉。那么，你是在向我询问吧？我会告诉你的。请相信我；我时常会听到「内心的声音」，虽然不清楚是怎样一回事，但我信任那个声音。除了它之外我没有可以信任的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时刻冒着成为全天下最恶劣的杀人犯的风险，当然会想要寻求救赎。我不知道两千年前的信徒们收到的启示是否也是同样，但我信仰内心中偶尔会浮现的话语。而现在，这个声音叫我向你讲述自己知道的东西。所以，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刚才身体确实不太舒服，不过现在全好了。真的。我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身体素质绝对一流。能在海森堡基地担任那种职位的人，怎么可能是个病秧子？只不过偶尔会有些头晕。可是，当你说到静默战争已经结束时，我的脑袋一下子就变得轻快了。你能看出我年轻时喜欢做什么吗？登山！徒步！我最喜欢这些，没有它们我简直会疯掉。可是自从来到海森堡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阿尔卑斯山还在的话——看这样子多半是已经没有了。如果它还在的话，我想我现在就能出发，到山顶上去滑雪。最好是夏天去；现在是什么季节？如果我那时的日历还能用的话。如果是夏天就再好不过了。没有什么比夏天在雪山上攀登更让人舒适了。我想了整整三十年！就连我内心里的那个声音也在想。不过他不太想去阿尔卑斯山；他更想去范特霍夫闲逛。这可真不得了，身为欧洲国际的军官，却想去Nyantheland共和国的首都闲逛。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如果在那里被抓住，就再也回不来了。我问他范特霍夫有什么好，他也说不出来。这个声音可真是奇怪，尽指使我做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你知道在这座基地里要怎么收发信件吗？写在纸上？那是不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除外，平时就连用过的卫生纸都不能随便带出去。要用有线电报。谁能想到无线电已经普及这么久了，我们还是要守在电报线旁边打字？如果使用无线电的话，电波被其他人收听到就完了。所以我们都使用有线电报，电报线直接连到首都。在那里的电报员会将内容用其他密码本转译，然后再发送给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声音居然要我到海森堡城里收发私人信件，可真够让人苦恼的。谁叫我信仰他呢？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可能就再也不会出现了，然后就再也不会有其他人出现在我的内心中了。所以我只能根据他的指示行事。请假不行，一旦形成规律就会被发现。你猜我想了什么办法？我搞了一套医生的行头。在那个年代的边境地区，医生是一种稀缺的职业，而人们对它的需求则比任何时候都高。于是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景象：同一个国家的每个城市之间、同一座城市的每个街区之间；教师与警察之间，警察与我们之间，都在对医生展开着日渐激烈的争夺。整日在水泥围成的地下策划着如何毁灭远方的城市的人比起常人来说更需要医生，而那时的常人比起现在的常人来说对医生的需求同样更甚。于是我乔装成医生，借着被人争相追捧的效应大摇大摆地在基地与城市之间往返。谁能想到这座基地的长官会是一个冒牌的医生呢？想要出门时就扮成医生，回来后就改换成长官的样貌，居然持续了多年没有被发现。
我之前从来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真要被抓去给人看病当然会立刻现行。遇到需要和人说话的场合时，我就将内心的声音叫出来，让他代替我出声，但遇到要展露身手时就不行了。在基地里，只要表现出神色匆忙的样子，就不太会有人来打搅，而一旦到了外面，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情。衣衫褴褛的母亲带着嘴唇发紫的孩子在身前哭泣时，你会怎么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将应急训练时学来的心肺复苏术用在了孩子身上，竟然奇迹般地让他恢复了过来。或许我有行医的天分？这时的我暗想，或许应该去学习一点医术，以便表现得与外观更为相似。但我难以找到机会；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必须在基地里以长官的身份行事，而且更不能表现出对医学的丝毫兴趣，否则就可能被人与神秘的医生联系起来。我至今都时常在想，如果我在来到海森堡之前先去了巴甫洛夫会如何；我可能会在那里成为一名医学生而不是见习军官，这样我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再谋划如何毁灭，而是去谋划如何拯救。但我又很清楚，即使是医生，也是无法行真正的拯救的。当我让那个嘴唇青紫的小孩子重新睁开眼睛时，我没有感到高兴，因为我无法确定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我内心的声音曾说，他认识的一个人一生都处在深渊之中，那个人出生在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在大战的最后一年、在从农夫到贵族的所有人都不得不以被积雪勉强保存下来的干涸的草充饥的萧瑟年代来到了欧洲。可是与数十年如一日、望不到头的静默战争相比，世界大战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是一种慢性的酷刑。我听说，在古代会有让罪犯不眠不休的刑罚，每当他接近睡着时就会有恐怖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耳边。这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刑罚，他的身体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就连最细小的伤口都不会允许出现，但只需要不出一周，他就会心甘情愿做任何事情。这比拷打讯问要有用得多。静默战争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处在深渊中的人数不胜数，举目皆是，我内心中声音所说的那个人又有什么特殊？因而每当他说起此人时，我就嘲笑起他见识短浅了。毕竟是常年被幽禁在我的心中，周围的一切都没有见过，总会将某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物无限放大。每到这时，心中的声音就消失了。这让我感到不痛快，我依旧害怕自己言辞过激，将他惹怒，让他再也不来。于是我之后就不再反驳，只是静静听他讲述。
他说，他和那个人一同工作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在范特霍夫的一座小楼里；起先他们各自只有一间办公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愈发受到重视，声势也愈发浩大。逐渐地整座楼都被他们和为他们工作的人占据；再到后来，这座楼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搬迁了出来。他们发现地面之上总是会受到干扰，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做极为精密的实验。那是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你可以想象那时正是电气化城市飞速发展的年代。电波、电波，哪里都是电波。无论是逐渐充满空气每个角落的无线电信号，还是像蜘蛛网一样盖满整座城市的线缆释放出的微小的电波，甚至是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按下开关时不经意间产生的电火花，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干扰。他们就像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盛行的癔病的集大成者，非得要绝对安静、绝对清洁、绝对不受干扰才能工作。所以他们决定到地下去。他们修建了庞大的地下工程，以修建排水系统的名义在城市的下方挖掘密密麻麻的隧道，每一处都用金属铸成墙壁。简直就和最终防御计划如出一辙。听他这样讲述时我震惊了；当我提出用液态金属浇筑成钢筋铁壁时，以为这是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全新设想，没想到居住在我内心中的人早在十多年前都已经付诸实施了。他解释说，用金属制成墙壁后，就可以将来自外界的电波彻底阻断，从而为他们的实验创造出理想的空间。我依旧愤愤不平，问他是怎样想到这种做法的；他却笑了笑说每个物理学家都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这个时候我又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去学习物理学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开始同情其我内心的那个人。将自己封闭在整日不见阳光的铜墙铁壁里，跟我的处境岂不是一模一样？别看他意气风发地指示我做这做那，叫我去城里取信件我就得乔装出行，可他不也是这么可怜的吗！而他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从未感到过沮丧。他说他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和那个人一道；那个人的眼神是那么悲伤，长相是那么怪异，明明是这样，在他面前时却不会被这种悲伤传染，反而会产生某种难以言说的动力。我不明白，这是怎样的动力，足以支撑他在冰冷的地下掩体里生活十余年而感觉不到悲伤。
他说，那个人有着如同魔法一般的将动物的灵魂展现出来的技术。他们一开始用金鱼做实验，随后将实验对象扩展到青蛙、兔子、小狗上。青蛙的灵魂是无色的，可能是由于它们头脑结构简单，什么都不想；兔子和小狗灵魂的颜色则根据情况不同。他们第一次用兔子做实验时，将电极绑在兔子的耳朵上，似乎将它戳痛了。兔子猛然跳起，那个人在一旁下意识地躲闪，结果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在本就奇形怪状的脑袋上留下了一个浅坑。与此同时，我脑海中的那个人说他通过仪器瞥见了令人不安的橙红色，像是失去控制的火光。而在后来摸索出能让兔子保持安静的方法之后，分析得到的灵魂就是浅绿色了。可唯独金鱼的灵魂是蓝色的，如同望不见底的深海。他们起初怀疑是否所有鱼类的灵魂都是蓝色，于是用了斑马鱼做实验，这是一种从热带引进的小鱼，身上有着细细的条纹，像是刻意雕琢的工艺品。可是它们的灵魂就跟青蛙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他说每当见到金鱼灵魂的颜色时，就会想起那个人的眼睛。
从那次兔子实验的意外之后，他就给那个人买了一套轮椅。那个人过去一直拄着拐杖，再加上瘦弱的外形，让人看起来就连维持平衡都吃力。他说他一直很自责，为什么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个人在收到轮椅时露出了奇怪的神情；他好像并没有特别高兴，当然也没有不想要的意思。可是我心中声音的主人似乎注意到了，在放下拐杖、将重心完全交给轮椅的那一刻他眼睛中的天蓝色仿佛变得黯淡了一些。
总体而言，换上轮椅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他再也不需要在失去平衡的边缘挣扎了，双手也得到了完全的解放。他们的实验当然不只是观察灵魂的颜色这么简单；他们在研究与时间相关的问题。那个声音给我讲了一些，但我并没有听得很懂。他说那个人是生物学家，所以是希望研究出一种能让生物永葆青春的手段吗？我这样猜测，但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在研究的东西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名字，叫做「时空变换的不动点」。这其中所蕴含的力量比起让某种生命体永葆青春还要强大千百倍；这是一种能够超脱过去、现在与未来，横跨全部的历史，穷举全部的可能性，将全部的世界线操纵于手中的技术。他这样跟我打比方：人们常说没有人能两次跨进相同的河流，就是由于时间像水流一样不断流逝。如果有人将一个纸片扔进河里，它只会被冲向下游。但如果有什么东西永恒地存在于全部的时间中的话，会是怎样的情景？水流仍然在持续，纸片仍然在漂流，但从这张纸片落入河里的一刻开始，河流的每一段，从源头到入海口，都能看到相同的纸片。有人在纸片上写下的记号，将立刻无条件地被传达到每一处，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当前的世界线还是其他的平行世界。位于过去的人会将其视为先知；位于现在的人会在意识到之前就被传送到历史被改写的世界线上去；位于未来的人更是在这一瞬间就将被消灭并重塑。如果能拥有这样的纸片的话，在纸片上写下的东西就是真理，掌握这张纸片的人就是无所不能的神。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种东西岂不是比核弹要可怕一万倍？我问他这张纸片是否已经被制造了出来，他笑了笑说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距离真正把它制造出来恐怕还有至少一千年。听到这话，我因惊恐而乱跳的心脏才稍微平静了下来。
他问我是否会将他所说的东西写进报告，发送给首都；我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定了。就算我把这些写出来，在首都那些人看来也是毫无根据的妄想罢了。更何况我根本没有把它们告诉别人的动机。是啊，我早就知道内心里的这个声音完全是妄想，我的脑袋本身就足够狭小了，怎么能容纳得下一个人居住在里面？可是我也说过了，我除了信仰它之外，别无办法。我还能信仰谁呢？去信仰那些核弹吗？还是去找个教堂，去信仰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也从来不会找我讲话的高高在上的神明呢？还是去信仰那个一千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名叫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的人造神呢？如果那种东西能够存在的话，去信仰它也并非不可能。我心中的声音，是否就是那个遥远存在所传来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快点给我带来些启示吧。我要怎么才能在这种鬼地方坚持下去，我要在稍一失足就会将无数人的家园毁掉的钢丝上行走多久、在此期间要怎样才能得到慰藉，如果能有一张纸条记录从未来传来的消息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啊。
说到教堂，我想起那个声音也给我讲过他所说的那个人跟教堂的故事。那个人来自东方，在来到欧洲之前都没有见到过一所教堂。他遵守着虔诚的教徒一般的戒律，不饮酒，饮食清淡甚至到了粗糙的程度，即使如此却从来没听过他信仰过什么宗教，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注意到这个人的胸前挂着一枚十字架。他笑道，原来你这位无神论者也会去教堂参观、还以购买周边的方式向教堂捐赠？而他沉默不语。这是一枚十分特别的十字架，由不锈钢制成。在那个年代，不锈钢正好是时髦玩意；它刚被发明不久，许多人都对这种号称能永远保持光泽的金属充满了好奇。那个人似乎也是这样。在他收到轮椅后，也特意俯下身子从侧面观察了轮椅的材料，发现轮子内侧是用不锈钢做的，好奇地用手敲打了几下。但用不锈钢制作十字架，就有点离经叛道的意思了。圣经中可从来没有写过不锈钢这种材料。但那个人不管。毕竟他是无神论者，大概也管不了这么多。说不定他心中还在想着用最新科技的结晶去侍奉神是某种虔诚的表现呢。
你问我心中声音叫我去城里收发的信件是怎么回事？大体上都是些私人信件，是和我过去的朋友的通信。我也不知道为何这个声音会如此执着于叫我收发信件。收信时由我来读，回信时则轮到由他主笔。奇怪吧？好像他跟我过去的朋友特别认识一样。我不敢违抗他，就让他倾诉吧。在我们还都是年轻人的时候，流行一种类似于化装舞会的制度，每个人都认领了一个代号，在通信时以代号相称。我叫初石，经常给我来信的朋友叫圣诞。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一度不太好，但不知为何寄来信件的总是他，还时常代表同学会给我致以问候。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争吵，他是会给我寄来信件的唯一人，我在心中也就不再埋怨他了。就像我心中的那个声音一样。他在心中经常提及一个代号叫华尔兹的人，说他发展得不错。我对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总是见过几面的。在我来到这座基地之前，我算得上是年轻人，而这时的华尔兹只能算是个小孩子。几十年过去了，华尔兹似乎已经成了什么大人物。还有一次他提到了库拉；库拉我也不太熟，同样是一个最近才成长起来的晚辈。库拉好像成了一个企业的高管，似乎叫HK-S；说最近想招募些人，托圣诞问我有何看法。我能有何看法？我只是知道库拉这个名字，他究竟在哪里工作、想招什么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封信看得我一头雾水。
您也能看出，我对这些不太关心，更想知道跟我熟识的人的情况，可惜他们总也不说。另一个经常提到的人……对，代号叫恋语。我从来不记得同学会里有这么个人。更奇怪的是，有一次恋语甚至亲自给我发来了信件。一个完全不记得是谁的人给我发来信件，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特别是当我冒着被当做间谍的风险来读这些信的时候，出现一个从没见过的发信人几乎是最恐怖的几件事情之一。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初石：」
他知道我的代号和地址，但我对他却一无所知，奇怪。
「希望你过得还好。」
什么嘛。这种语气就好像跟我认识一样。就连圣诞给我写信时，一般也会用「敬启」开头。这位恋语是否有点自来熟得过分了？
「毕业晚会时你给我留的谜语，我已经解开了。」
毕业晚会上我跟他见过？什么时候的事？
「下次见面时我们再一起解谜吧。那个时候猜谜社的同学可能都走散了，但有你就足够了。」
信件到此为止。他在说什么？
几乎就在读完这封信的同时，寄居在我的脑内，不时地来和我交谈，又给我下达各种勉为其难的指示的声音，在一瞬间接管了意识。
薛爱文来信了。
终于，他终于来信了。我几乎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弓着背坐在台灯前，一字一句地斟酌用语；不，我不应该去想象这些。我欺骗了他。我向他撒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然后匆忙地离开了。我将自己流放到了与范特霍夫相隔一座铁壁的遥远地带，将自己监禁在密不透风的牢笼中，即使这样也无法洗刷我的罪恶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他终于来信了。他说他解开了谜题；是啊，我留给他的，既是谎言，也是谜题。对于无法猜出它的含义的人，它是谎言；但对于薛爱文来说不是。我就知道他能够将这个谎言戳穿，或许是在一个月后，或许是在一年后，所以我才讲给他听的。可我没想到这会对我构成如此大的折磨。
在那天夜里，我来到了薛爱文的房间，在他面前久久地沉默，不停地深呼吸。我需要做出努力鼓起勇气的样子，这样我的演出才算完美；但与此同时，这又真的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如果他会错了意我可能会被在几分钟内被人抓起来？不不不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担心这种事情。我要对那个人撒谎了啊。我要去欺骗那个人了啊。那个可怜的、弱不禁风的、又如此强大、如此摄人心魄、如此鼓舞人心的人，我要看着那个人的眼睛，看着他一边如同跨越千百年的墨点而另一边又如同穿越了无穷距离的月光的眼睛，说出完全是瞎编的话语啊。这怎能不让人紧张？在这之后，我将受到万劫不复的惩罚。可是我不得不做。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不去见他就踏上前往海森堡的列车的话，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时代的按钮仿佛就掌握在我们两个人手中；如果我们、如果他做了些什么的话，齿轮的转动就会被即刻停止，否则，从十多年前薛爱文来到欧洲的那一刻开始层层传动的齿轮，如今已经收集起来的巨大的力量，就将再也不可阻拦。我们正站在某个临界点上，只有现在还有向后退去的可能。如果我向前走去，世界就会慢慢地整个发生改变。我的双腿在发颤，所以我尝试向薛爱文寻求力量，让他做出选择。
简单来说，我在测试他的决心。
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薛爱文的计划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时空变换的不动点」，薛爱文在会议上报告的、制造出全知全能的超人存在的设想已经有了正式的名字。如果能够加以实现，毫无疑问世界的秩序将会被全部颠覆。这是通向神的领域的阶梯。
在会议上主张合金管计划的老人口中的东西，如今我们把它叫做核弹，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虽然完全体的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看起来仍然相当遥远，但当它出现在人们的构想中时，事情就已经被启动了。在那次会议上合金管计划的不足之处被薛爱文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百废待兴，我们国土狭小，没有能实现合金管计划的物质资源，可是在那时还如同遥远梦境的东西，在短短十年后就被合众国和欧洲国际批量实装了。只要时间列车计划持续下去，一定会得到同样的成功。越是强大的力量越是附带着恶毒的诅咒；我们已经站在了阶梯的入口，并准备将一只脚踏上第一级台阶，可是我很清楚踏上这台阶的代价。这台阶绝不是温和之物，当感应到有人走上前去时，它就会像食人花一样立刻关闭入口，而在这片单向通道的前方展现的究竟是丰美还是凄凉，只有在踏入这片景致时才能揭晓。
我不敢去冒这样的风险。
如果是现在的话，还有挽回的可能。
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沉默之后，我终于向薛爱文进行了「坦白」：
我是来自欧洲国际的间谍，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刺探关于时间列车计划的情报。明天起我就要回去了，就要带着这十年来的全部成果回到与哈布斯堡相对立的国家去了。可是，在出发之前，我不想看到你因此而失去这十年所做的一切。恋语，不，薛爱文啊，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话的录音。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去报告吧。
请快点去报告吧。在我动身之前，不，就现在，就用你身边的电话。求你了，快点把电话打出去。看，证据就在这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你还站着做什么。只要你动一下手指，我就走不了了。听着，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现在已经快到中年了。你觉得我会愿意出卖你？我会想要看着你这十年来的工作被偷走吗？所以，快点决定吧，对我们都好。就算我现在就离开，我的内心也不会安宁，你这样也是在帮我解脱啊……
薛爱文纹丝不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做过了头：平时虽然我比薛爱文开朗得多，但说话也从来没有密集到这种程度过。这种显然的行为异常恐怕会让人生疑。虽然可以被解释为因过大的压力而情绪崩溃，但对方是那个薛爱文啊，他有着超乎寻常的理智和天才，恐怕当我多说第一个字时就已经露馅了吧。
是的，我刚才的说辞全都是谎言。
我是要在第二天动身去海森堡没错，但这并非因为我是欧洲国际派来的间谍。正相反，我是前往欧洲国际去做间谍的。时间列车计划的十年来，我们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想要说服女王和议会，仅凭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能拿得出手的实际产品，足以在静默战争的对抗日渐剧烈的时代表明我们有希望产出足以让Nyantheland共和国同合众国和欧洲国际一道屹立的划时代武器，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动物的灵魂，能够体会它们所感知到的时间，但还不知道如何加以介入。这离真正实现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的设想还差得远，可能在近几十年内都是无法实现的。这样下去，女王给我们的投资就会取消，薛爱文的计划就将停滞。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
让欧洲国际这样一个Nyantheland共和国所假想的最大的敌人来施加压力。只要欧洲国际不断地加强对哈布斯堡的威胁，女王和议会就会不惜代价地投资任何有可能带来回报的东西。人们常说救命稻草这个词，可是稻草即使抓住又怎样呢？难道抓住一根稻草就能让即将溺水的人走回岸边吗？可是危急关头的人不会管这么多。就是这样的道理。对于实现薛爱文的计划来说，静默战争的烈度还不够。所以，我们决定派出一个人前往欧洲国际，去饰演让局势升温的角色，而我就成为了被选中的那个人。
这些决定当然是在薛爱文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薛爱文看来，我的海森堡之行是一次普通的访友之旅，直到在临行前一天我对他说出那些话为止。
我紧闭着眼睛。我担心眼睛一旦睁开，我心中的想法就会全都被眼前那个目光如同月光的人看透。我在内心是多么希望他能够接过我手中的录音；这样一来，我的海森堡之行就泡汤了。
然后，我感到手中的重量消失了。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薛爱文的面庞，正好挡在窗外的月亮与我的眼睛之间。他的右眼让我感到月亮仿佛距离我如此之近。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尽管我早已无意识地屏住了呼吸。那个人已经接过了我手里的录音，接下来只要他转过身去，拨通电话，所有的事情就都结束了。世界将保持原先的样子，千百年不变地运行，时空变换的不动点可能永远不会被实现。人类将继续处于一个安全的舒适区内，永远也不会踏出妄图制造出全知全能的神的僭越的步伐。这十年就如同一场梦，我感谢它，薛爱文也会怀念它，尽管它没有制造出任何关键性的东西，但就这样就好。我是发自内心这样祈祷的。
然后，我听到了啪的一声。
怎么会……
我是第一次见到薛爱文的手指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记录着我刚才全部自述的录音笔断成两截，被他扔到了地上。
他说，你去吧。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他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我从未见过他享受于为时间列车计划工作以外的任何事，对他来说这些年的工作恐怕就是他最重要的东西，而他怎么会舍得我「将它们偷走」、让它们作废？
「你可以尽情地带走这里的东西。那没有什么关系；在你带着它们离开之后，我会在第一时间让进度重新赶上你们的。」
薛爱文的表情是如此冷静，没有丝毫波澜。在几秒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真的是欧洲国际的间谍的话。」
他是否相信了我的话语？我不清楚。我能够借助他的技术洞察小动物的内心，却无法看透他的想法。他是因为不想告发我而销毁了录音带？还是说他早已看透了一切，以此来表明无论如何都要将时间列车计划推进到底的决心？我好想当场询问他，几乎就要开口，可理智最终还是回来了。我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全世界的未来已经改变了。
他为何无论如何也要推进时间列车计划？
啊啊，是谁都能想到吧。这样一个人，在世界大战期间最灰暗的年代里被半绑架着跨越半个地球运送到范特霍夫，在那里见到战争末期的凄凉景象。他会想什么？在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放弃作为受邀参加会议者的荣誉，在那天的傍晚躺在范特霍夫的旧火车站里，为什么听到空袭警报时他没有动身逃离，反而静静地等着大楼的坠落。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是我，如果换做在静默战争年代的阴暗地下被迫着进行了三十年的令人厌恶的扮演游戏之后的我，来到他当时的处境，也会选择和他相同的做法。我理解了为何他会如此同情金鱼，因为他们本就是相同的生物。他整日都住在那座办公楼里，几乎不离开半步；我从没有见到他买过什么新的东西，到了休息日我偶尔回到办公楼时也总是看到他的房间亮着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从那次空袭中生还的，或许就像他所说的金鱼那样，在那次空袭事件之后，他就已经不再是上帝的造物了。他想要踏入未知的河流，结果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而被永恒地困在了河流当中，持续地漂流，无论如何也没能到达彼岸。他会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不会呼救，不会游泳，不会翻起一丝一毫的水花。这是因为他已经被这河流永久地捕获了。他已经成为了这河流的一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已经被河流吞没，这河流不放他走，他想要到达岸边也没有办法。他只有无尽地漂流下去，身体被浸泡得浮肿，几乎就要溶解进水里；而时间列车计划就是离他最近的冲刷着他的身体的水波吧。
后来，我陆续收到了一些来信。有个代号叫华尔兹的后起之秀成为了时间列车计划的骨干。这个年轻人有着不亚于薛爱文的天才：他几乎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种与我和薛爱文在最初所尝试的方法并行不悖的新思路，似乎只要沿着这条思路进展下去制造出时空变换的不动点已经近在眼前。他们在爱普莉尔女王的建议下，建立了名叫HK-S的由哈布斯堡王室全面控股的公司，成为了为时间列车计划打掩护并募集资金的工具。这些似乎都是好事。然而让我不安的是，一个叫库拉的人提出，在这种背景下，用动物做实验已经不能满足时间列车计划的需求了。
通过研究动物的灵魂固然可以带来关于逆流时间的认识。但如果真的要将时间的逆流为人所用，必须使用能够更容易介入的实验体。这是通往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的必经阶段。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从外界输入的电波对人体内的灵魂加以刺激，将被封存在体内的时间的逆流加以扩张，在物质世界中具现化，然后凭借实验体的意识加以操纵。
为了实现这一点，库拉提出了进行人体实验的计划，并需要为此招募志愿者。而到后来我才知道，使用库拉这个代号的就是薛爱文。
我直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薛爱文会同意进行人体实验的计划，更不必说去相信薛爱文是它的提出者。他是一个那样柔软的人啊。当他用金鱼做实验时，他对鱼缸里孤零零的金鱼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同情，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去操弄人的灵魂？我询问了许多人，通过圣诞去询问，找机会用千方百计临时搭建的电报线路给时间列车计划的其他成员发了消息，又冒着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的风险让欧洲国际的特工去调查了时间列车计划的内部资料。所有的结果都指向了相同的事实：库拉就是薛爱文。我不明白，我无法理解，我想象不出来，薛爱文是在怎样的挣扎中做出的人体实验的决定。他看到兔子因电极的刺激而抽搐时都会落泪，在金鱼因超过自然寿命而死亡时会特意带着我们去山上将它埋葬，而他此刻却要将活人摆上他的实验桌了。我敢肯定他做出这个决定时是在纠结的，在他将决定说出口后是在懊悔的，不然就不是薛爱文了。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又会做出之后的举动呢？
我是说，从那之后，使用着库拉这个代号的薛爱文，好像变了一个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推动着他的人体实验。
可是，我明明知道他一度是反对人体实验的。在我前往海森堡之前，在我在范特霍夫钢铁制成的地底和他一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就问过他类似的问题。每次有实验动物死去时，他都会专程去将它们埋葬。第一次时只有我一个人，第二次时有一些同伴加入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这些将短暂而孤独的一生献给我们的事业的动物致敬，带着全体成员去给安静睡去的金鱼选择了落叶铺就的床铺。他说乘坐汽车是对这些久经苦难的动物的不敬，坚持要全程走过去，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作为他失去平衡时的最后保险。等到那天回来，我看到他的左腿已经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那天夜里，我买了几罐范特霍夫特产的深色啤酒分享给他，在此期间问了他关于未来的实验的问题。我想总有一天实验动物的种类会进一步扩展，总会有成员提出人体实验的事情。因为这正是薛爱文的理论不是吗？生命是一小片逆流的时间，当掌握了操纵生命的手段，就足以操纵时间。比起从外侧操纵，用人的意识来控制当然是最省力的办法。于是我用自己能想到的最隐晦的语言来问他，关于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是否会有必要使用人体实验，而他给出了明确的否决。他是受金鱼的死亡带来的情绪的影响才临时起意而否决的吗？是因酒后飘然才说的胡话？我不相信。就算让我重新思考一万遍，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他是不会同意进行人体实验的。
那这样的话，库拉又是谁呢？
不会有其他人了。我仔细核对了记录着所有参与者的名单，每个人我都认识，唯独库拉找不到对应。每个人都在向我证明，库拉就是薛爱文本人；圣诞干脆地劝我不要胡思乱想，说一定是常年的压力让我精神错乱了。我想亲口去跟薛爱文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下一次见到他又要等到三十年之后，而在这次见面之后，我将用自己的手枪为他带来彻底的死亡。
新闻速览
「世界大战的终结：合众国带来的和平」
——1919年伦敦「时代报」
「巨幕降下」
——1921年爱普莉尔·C·哈布斯堡的圣诞演讲主题
「保持警戒，向东方也向西方」
——1948年「星期日评论」
「欧洲国际对我国盟友的核袭击计划不可容忍」
——1968年「圣路易斯时报」
「保卫祖国！」
——1968年范特霍夫街头的涂鸦
「我们疲倦了。这种日子何时会到头？」
——1980年范特霍夫街头的涂鸦
「欧洲国际：巨人的消失」
——1991年「世界周刊」封面
所谓背弃
我听到佩铎爱丽丝的名字的那段时间，静默战争已经结束了。
静默战争如同一座巨石，压在猩红色的幕布上方，所有人都隐忍在幕布与地板的间隙。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枚任凭怎样呼喊怎样推搡都纹丝不动的巨石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就如同某种超人的力量一样；从天幕的外侧射来一束强力的激光，将这座看似千百年后都将存在的不朽的伟岸的铁锈色石头变成了夏季暴雨前后池塘边气味的蒸汽。欧洲国际消失了。防空警报不会再鸣响了。伴随着最终防御计划而横亘在海森堡郊外的铁壁也没有出场的必要了。与此同时，时间列车计划也走向了它的终局。
距离我淡出位于范特霍夫的中心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我在海森堡扮演着欧洲国际的军官，靠着假扮成医生的模样而溜出去传递信件，在别扭地扮演了三十年后终于有机会彻底接纳了医生这一职业。我为了让薛爱文的毕生事业得以持续下去而跨过边境线，而慢慢地薛爱文这个人、他所使用的名叫恋语的代号、那对总是浮现在我眼前的令人见到一眼就仿佛绝不会忘记的瞳眸都远去了。我无法再在信件中找到与他有关的痕迹，信件的密度也在一年年降低。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了——华尔兹的出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时间列车计划的成功只是在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问题。可是慢慢地，能透露给我的信件也越来越少了。我每个下雨天都跑到海森堡市区去翻阅邮筒，这种天气在冬春之交的海森堡非常常见，而结果每每让我失望。邮筒总是空的，总也没有信件了，无论是圣诞还是其他人，似乎都不再愿意写信给我了。这岂有此理？我来到这里不是出于放逐，我从未做过任何对范特霍夫不利的事情，为何不把最新的情况告知于我？而在有限的通行中，出现的也尽是库拉的名字。这不是我认识的薛爱文，我敢肯定。那么我认识的薛爱文到哪里去了？从那次恋语的来信之后，我仿佛再也没有见到过恋语这个代号了。
我快要忘记了。我已经很老了，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将记忆完整地保存那么久。如果恋语总也不来重新描绘他的身影，那么他的形象就要褪色了。每天睡前我都在心中默默地回忆一遍在范特霍夫时的经历，回想一遍在第一次拜访薛爱文的房间时他说的话语，恨不得将它记录在日记上，尽管我知道在欧洲国际军官的位置上记录这些东西只会成为间谍罪的罪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将它们忘记。我日渐理解了薛爱文说的时间流速是怎么一回事。他问我是否有些时候会觉得某些经历足以匹敌一生的长度时，我想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没有一件有价值到那种程度；而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了。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记忆却正在一点点风化破碎。前一天晚上时我回忆起的薛爱文的眼瞳的颜色，和后一天晚上眼前浮现的不完全相同，每次会想起的他说过的话语也总有些词汇上的偏差。经年累月下来，这些偏差已经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在来到海森堡的前三十年，我盼望着恋文的来信，只要有这样一封信，我就可以延续无穷无尽的生命；而在这封信到来、却再也没有其他的来信后，这种希望却成为了一种折磨。随着记忆的日渐模糊，我也意识到了年龄的增长。这一定都是由于我变得年迈了。如果有一天记忆消失，我再也不能想起任何东西，也就到了我寿命将尽之时吧。
所以啊，薛爱文。你这可恶的家伙，怎么就是要置我于这种境地呢？
库拉说他要推行人体实验。
库拉说他已经找到了志愿者，代号叫做贞德。
库拉说实验即将开始了。
尽是库拉。库拉、库拉，到处都是库拉。这是什么时候冒出的令人作呕的名字、为何又在做这种令人胆寒的事情？我写信去质问库拉究竟是什么人，是如何顶替了薛爱文的名字，而在回信中范特霍夫的人似乎把我当做了精神失常。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无法相信库拉就是薛爱文。但不由得我不信，因为所有人都向我证明两者就是同一人，更是因为薛爱文、因为恋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转而给库拉写信，对他回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品尝了我带来的啤酒时的情景，不由地开始描述他面对苦涩的口感做出的有趣表情，在写满一张信纸时猛然意识到已经偏题而沮丧地撕掉重写。我向他提醒，那时的他可是坚决反对人体实验的，为何现在反而成为了人体实验的最坚决推动者？而针对这一点，库拉却连回应都没有了。
我转而去问贞德的事情，这是一位怎样的人？库拉说，贞德是和华尔兹一样的天才。充满了聪明才智，精力旺盛，同时又果敢坚决。正是出于这些品质，贞德才同意将自己投身于时间列车计划的事业中。我问库拉打算什么时候进行人体实验，他说快了；设备已经就绪，只差调试。这调试极为艰苦，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需要尽可能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为此就连月相和行星的位置都不得不考虑。可是如果你问我这人体实验最后有没有做成，我却不知道了。因为从那之后，就连与库拉有关的信件都没有收到了。
种种迹象之下，我只能断定，恋语、薛爱文、那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有着无比清澈和孤独的浅蓝色灵魂的东方人，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就好像我记忆中一片片剥落下来的形象，只是存在于数十年前的幻影。静默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无法想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在他们眼中那些黄金年代同样如同幻影。每个人在年轻时都爱做梦；我不过是做了一个绵长的、让我回味数十年的梦而已。
我不得不醒来了。我的伪装术早已在数十年的磨练中炉火纯青，接着我用了永久性的化妆术，将我为自己的医生形态设计的容貌固定在了脸上，将医生的行头用强力胶牢牢固定在全身上下。从这时开始，我就完全变成了医生。我从这座铜墙铁壁的军事基地中逃开，在海森堡附近的森林地带游荡了一段时间。军事基地指挥官失踪的消息在欧洲国际境内秘密地流传，而我对此已经不关心了。我是行走于欧洲国际和Nyantheland共和国边境的游医J·埃尔斯纳，从不认识什么欧洲国际的指挥官。我收了个学徒，在我遇到他时他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迷失在了森林里。我没能找到他的家人，便将他带在身边。没错，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叫S·格里默。我尝试忘记与时间列车计划、与范特霍夫、与薛爱文、与恋语、与库拉有关的一切东西，专心地游走在森林与农庄之间，用半瓶水的医术治疗遇到的每个病人，偶尔也在奶牛和挽马身上进行实践。我一度接近成功，可就在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个漫长而反复的梦境时，听到了欧洲国际解体的消息。
时间列车计划的初衷是在静默战争中为哈布斯堡治下的Nyantheland共和国开发足以与其他超级大国抗衡的秘密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那么，薛爱文呢？
倾注了毕生的心力的计划，在无限接近成功时搁浅，此时的他会怎么想呢？
我的脑海中开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薛爱文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欧洲国际的终结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生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薛爱文是与我的青年时代相伴相生的影像，随着它的落幕也理应逝去。本应是这样的，可为什么我越是想要不去想这个问题，薛爱文的名字就越会出现在我的内心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时常听到从内心传来的声音并与之对话。这个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后来我知道那就是我自身。然而此时，这个声音再度想起了，而我无法再控制它；薛爱文，薛爱文，薛爱文，它在不时地提醒我这个名字；每隔一个小时它就会问我一遍薛爱文现在状况如何，在我给病人听诊时混在对方的呼吸声中响起，在我陪格里默在街边游玩时伴随着汽车的鸣笛声响起，在半睡半醒的夜晚更加响亮，将我从入睡的边缘叫起来。我敢肯定再过个几天我就会受不了这种不断的叫嚷而发疯。我翻出了过去与薛爱文有关的信件，将它们焚毁，幻想着这样就可以切断与青年时代的联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终于，我决定主动去寻找与薛爱文有关的线索。
就在这一天，我撞到了前所未有的发现：透过海森堡郊区的一家照相馆的橱窗，我瞥见了那个令我无比熟悉的、被冲洗成咖啡色的坐着轮椅的背影。
他就在那里。
他怎么会在那里？
他的身边无比的干净，无比的虚无。他占据了整张照片，如同充满了整个世界。光线从他的前方照来，被他的身躯挡住，留下暗色的轮廓，然而我务必清楚这就是他没错。他被固定在小小的纸片上，悬挂在照相馆靠着街道一侧的玻璃墙后，用后背示人。他乘坐的是我买给他的轮椅。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也不换一辆。他的形象与青年时代的记忆留下的印记相比仿佛丝毫没有改变。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在这里的话，也就意味着他就在这附近吗？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照相馆的大门。老板是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人，又矮又胖，与薛爱文的形象相比仿佛位于另一个极端。我强装镇定问他橱窗上的照片是谁送来的、什么时候拍摄的，而他环视了四周，然后拉着我走进了暗室。我的步伐几乎失去了平衡；一半是由于照相馆老板的拉扯，另一半是由于过于激动。与半个世纪前不同，这时的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正站在命运的分界线上。我将重新找到与薛爱文的连接；我本可以抽身而出，而当我选择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发生。
好像。
我回想起了第一次进入薛爱文的工作间的那天。被黑色的布料环绕，阻隔了一切光亮的密室。我再次站在了这样的环境中，可是恐怕不会再有天蓝色的光亮了。我闻到了用于冲洗底片的药水的气味，它与记忆不同，而这种区别反而让回忆更加鲜明。照相馆老板拉着我的胳膊，将我带到暗室的深处，而我只顾着回想，甚至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异常。从这里穿过，再向左边走三步；我回想着那天是如何拨开重重的帷幕，走到薛爱文的近前的，这如同圆舞曲的步伐。我的耳畔仿佛有音乐在响起；薛爱文会弹简单的钢琴曲，而我是小提琴的专家。我从小时候就接受过小提琴的训练，可自从来到海森堡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了。我始终遗憾没能跟薛爱文合奏过，就连见他演奏钢琴都是十分稀奇的事情。可是这时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钢琴的声音。琴键声磕磕绊绊，该是四分之一音符的地方被弹成了长音，力度也把握得不好，但它仿佛就是天籁。每当重音响起，我的脚步就会发颤，而当我立稳时，节奏就变得轻柔了一些。我幻想着自己手中出现了一柄小提琴，这样我能轻松地和上节拍。我沉醉于想象中的表演，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不是幕布拉开前的舞台，而是被帷幕所遮挡的暗室。等到牵引着我行动的人终于停下，我才意识到，所有的音乐声都不存在，它只不过是我内心的鸣响罢了。
我睁开眼睛，尝试适应黑暗。尽管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能感到周遭的事物在不停地旋转。这时，照相馆老板开口了。
「你的代号是？」
我没有犹豫，将初石的代号告诉了眼前的人。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愚蠢，我甚至还没有确认他究竟是敌是友。在军事基地时我习惯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当做潜在的敌人加以戒备，这种训练本应早已深入我的骨髓，可我不知道为何这一刻我全然没有防备之心。
「我的代号是「教皇」。那张照片是我亲手拍的。」
教皇？好像听说过这个代号。印象中是在华尔兹崛起后不久，与他一起推动时间列车计划的重要人物之一。
自称叫教皇的人将手臂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深呼吸了几次，试图恢复冷静。当前我正在同可能是时间列车计划的相关人员的人接触，在他的身上可能携带了关于薛爱文、关于时间列车计划的秘密，而我不能在迷乱中错失这次机会。
「我开了这家照相馆，将他的照片摆在橱窗，就是为了吸引失散的前成员。其目的是——」
教皇的身子与我的距离愈发接近了。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不知不觉地我会用与薛爱文的接触作为衡量不同人的标尺；在我与薛爱文共事的几年间，他从来没有离我这么近过。我想要把距离拉远，然而教皇却进一步靠近了，他的手臂像蟒蛇一样绕着我的肩膀，将指尖送到了接近我的脖子的位置。
「对了。在交换情报之前，让我们交换一下真名吧。这是获取信任的必要手续吧？」
一股强烈的不适感突然涌向了我的全身。照理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在我在范特霍夫期间，时空列车计划的成员们彼此之间也是知晓真名的。在我来到海森堡之后，在书信中自然不会透露新入者的姓名，但想必在能每天见到的群体中交换真名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然而，在这一刻，我仿佛有了一种私人领域被侵犯的感觉。
可是，如果不在这里取得对方的信任的话，机会就会被白白错过了。
于是我开了口，将自己的真名说给了对方。
让我惊讶的是，对方的神情似乎并没有不自然。我很清楚这不是由于光线昏暗，我没能看出；我早就练就了一身能像显微镜一般觉察身边人最微小的异动的本事，眼前的人情绪的丝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然而，听到我所说的真名后，教皇没有惊讶、没有疑惑、没有犹豫；正相反，我能感受到他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
于是，我察觉到了不对。
下一刻，我的手和「教皇」环绕我肩膀的手紧紧地扭在了一起。如果我晚察觉哪怕是一瞬间的功夫，他手中的东西就会划在我脖子的皮肤上。而幸运的是，在真实发生的剧情中我的关节技胜出了。他手中的形似纸片的东西飘落在了地上，而他本人的手腕已经脱臼，我顺势将他按在地上，使得他暂时失去了对我发动袭击的能力。
接下来就不需要设法去博取他的信任了；我没有吝惜使用自己在军事基地里学到的审讯技能，接下来我只需做听众就好。
你问我为什么会发觉不对？因为我告诉给他的自己的真名，并不是埃尔斯纳。那是在薛爱文的计划苦于无法募集到其他同道者的期间，我用以伴随着他的名字；而随着第一个其他成员的加入，我就将这个名字隐去了。那时的我发了疯般想要将过去的真名隐藏，为此销毁了所有的证件，还托那位作为会议发起人的亲戚帮我修改了身份记录。就连我前去海森堡之前都没有如此大费周章地篡改自己的档案。这是为什么呢？我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也就是说，在时间列车计划的相关人员中，那个名字本应是独属于薛爱文一人的。
他说，他确实是代号「教皇」的时间列车计划前成员没错。他确实在尝试调查时间列车计划的更多内幕没错，他在这里建立照相馆确实是为了吸引其他前成员、特别是为了吸引我，这一点也没错。
我问，他为何会对我感兴趣，为何会知道我最初的真名，又为何会试图对我发动袭击。
他说，他对我感兴趣是由于曾从薛爱文的口中听到我的代号，会知道我的真名是由于他查阅了时间列车计划档案室最深处的记录，对我发动袭击则是由于他判断这是从我口中获取情报的最省事手段。
我问，你这样的回答是否是对我的轻蔑，难道我会相信这种鬼话？薛爱文怎么会在离别几十年后无端提起我，档案室里怎么会有本应被销毁的记录，而他又为何会贸然发动袭击，而将潜在的合作伙伴转化为敌人？
他说，薛爱文的性格乖戾无常，档案室里的机密早已被外人知晓，而发动袭击纯属考虑不周。
他说，在他加入时，薛爱文的性格已经极度易怒，疑神疑鬼，几乎每天都会责怪别人妄图窃取他的成果。这与我印象中性情平和乃至木讷的瘦弱东方人形象截然不同。在我佯装成间谍，与他分别的那天，他对我说我可以尽情地取走他的东西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的怨恨和不甘，那种平静的、仿佛带着微笑目送着命运的神情还在眼前。我很清楚记忆中的他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风化褪色的图画了；我不应该将青年时代的印象强加在几十年后的他身上。在海森堡时期的书信中，仅凭转述的只言片语，我也难以领会薛爱文究竟变成了怎样的性格。所以，是薛爱文变了吗？是什么让他发生的变化，是来自哈布斯堡或是静默战争的压力？是来自别人的沾染？还是摄取灵魂的技术仿佛黑魔法一般侵蚀了他的灵魂？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金鱼一般孤独而隔绝的人会如何转变为我不认识的模样，一定有什么外因。
他说，有一天薛爱文的怀疑终于降临在了他的身上。起因是他将一份档案带给了外人；在他看来这并无什么不妥，在时间列车计划的组织内部有严格的保密等级，而他所带出的档案完全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只需要知道这份档案里写的是什么就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份菜谱！在一次薛爱文缺席的聚会上，擅长料理的成员用豌豆和奶酪烹调了一道令在座所有人都叹为观止的美味。他们吃了豆子，喝了特制的用特制的软木塞封装的葡萄酒，围着圆桌一圈一圈地边跳边走，吟唱着拉丁文诗句。这是难得的释放，在这一瞬间生命对他们仿佛是一种享受，这对于这群在静默战争这样的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的时代中站在冲突最前沿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而这位自称教皇的人，吃饱了，喝醉了，跳累了，睡醒了，随后赞叹于用定量配给时期充饥的食材制成堪比高级料理的美味的天才，将配方记录了下来，带给了隔壁的主妇。他说，在他刚搬进当前的住所的第一年圣诞节，这家人将一只火鸡腿放在了他的门口，而这时他打算回报他们对于隔壁的独居者的小小善意了。而就是这个举动，触发了薛爱文的怒火。
他说，薛爱文手里抓着这份菜谱的复印件，将它贴到了他的眼前。他用枯树般的手指指着档案顶端打印上去的小字，将嘴巴凑在他的耳边，在十五秒的沉默之后突然用足以让桌子振动起来的音量在他耳膜的近前大吼着将这行标有「时空列车计划专用档案纸」的文字读了出来。
他说，薛爱文没等他的耳朵从轰鸣中恢复，就将这张纸撕得粉碎。在他的眼中，平安夜的香气从这一刻起化为了泡影。
也对，在那个时代的人，怎么可能妄想着平安夜的香气呢？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只会出现在小学生阅读的绘本上的虚构童话。可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度向往着，幻想着在圣诞树上的灯光亮起的夜晚他能和邻居一家三口一起坐在同一张餐桌前，为陌生城市的幸运相遇干杯。而在这一刻，短暂的美梦破碎了。
薛爱文用整座楼都能听到的声音怒骂着。他的身体剧烈地颤动，似乎不足以支撑如此狂暴的怒火。等到筋疲力尽时，他终于瘫倒在了轮椅上，胸部仍然在大幅度地起伏。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从不流动的水中缺乏活力的金鱼像贝壳一样微弱地张合的嘴巴中流露出的嘟囔声：
「初石。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初石一样呢？」
「如果所有人都像初石一样就好了……」
我猜测道，所以你是被薛爱文的暴戾性格所伤，转而决心去调查他？
可他否认了。他说，即使是这样的薛爱文，身上仍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多疑、易怒、极端的神经质，又患上了神经衰弱，每天要靠大量的药片入眠。如果是一般人，这些特质足以令人感到畏惧，可他是薛爱文啊。从第一次见到时就被他吸引，就感觉到灵魂仿佛被他穿透了。他有一种能将周围的空气全部凝练成水银的强大魄力，让每个见到他的人心服口服。他能让人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在此基础上的猜忌与怒斥仿佛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只会让人发自内心地反省自己是否真的做错了什么。他是控制人的好手。
不过，要说是从那之后开始对初石这个名字有所留意的话，确实是真的。
从与他交手时，我就已经猜到了。他手中被他用作攻击方式的纸片是合众国中央情报系统（CIS）特有的武器，通过将高压电储存在比手掌略小的纸张里，在适当时机释放来将敌人打倒。也就是说，面前的这位「教皇」是CIS的人。
而他所说自己曾参与时空列车计划、曾与薛爱文协同工作、曾被薛爱文斥责、却仍对薛爱文保持着敬意，这些事情有几分真实呢？
我希望他不要保留秘密，将更多细节和盘托出，想听听他如何解释自己与CIS的关系。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说出这番要求之前，他就主动提到了CIS的事情。
关于你的情况，是我通过CIS的情报网调查的。是的，我原本是CIS的雇员，但加入时空列车计划完全是由于个人兴趣，并非为了刺探时空列车计划的情报而前来。这些情报不需要我去刺探。你或许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CIS就在持续地对时空列车计划进行渗透；大约在静默战争发展到高潮时，时空列车计划的一举一动就已经能全方位地传到圣路易斯了。包括你的事情。
我听完目瞪口呆。难道在地球另一侧的组织对时空列车计划的了解，比我们这些为之倾注了一生的人还要丰富？
他说，倒也不是，有些内情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有些事情只有当事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他最终离开了薛爱文一方、以及最终试图找到我的理由。
简单来说，薛爱文的人体实验做得太过火了，终于偏离了他能接受的范围。而为了阻止有悖伦理的实验的进行，他想到了薛爱文口中的「初石」。于是他来到初石可能活动的范围，开了一家照相馆，在橱窗挂上了可能会吸引初石目光的照片，等待着目标的到来。他原想着被薛爱文怀念的人理应是时空列车计划的狂热分子，能够潜伏进欧洲国际当上前军官的人理应是危险的武装人员，故而计划着一见面就用CIS特制的装置将其电晕后慢慢审问。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猜测有一半是对的——总之最终的情况变成了我轻易将他制服，接受审问的反而成了他的一方。于是，我不得不开始评估接下来对他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三秒之后，我做出了决定。我将落在地上的纸片捡起；它的质地、大小、重量同一张名片没有分别。在欧洲国际时我接触过这种东西，依稀还能记得该如何使用。「教皇」被绑在椅子上，只有嘴巴能动。在他的注视下，我将这张承载着高压电流的纸片向着他的脸越移越近。我观察着他的神色从惊讶转向惊慌；他大概没有想到老实回答问题后仍然会得到被用自己带来的武器还治其人之身的结局。他的嘴唇动了，似乎在嘟囔什么，我将其理解为哀求。接着，我手中的纸片终于贴在了他的锁骨上。
他闭上了眼睛，似乎终于做好了承受这一击的心理准备，尽管他的额头上仍然不住地流下汗珠。
与此同时，我的手腕向下摆动，纸片从他的皮肤上离开，在触碰到绑着他的草绳的同时，电火花将整个房间照亮了。
明明目的是将我击昏，这种电压是否有些过高了？
「教皇」的呼吸仍然急促，我向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来缓解气氛。我不想深究他究竟是本就打算用致命的电压来对我还是单纯的技术失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他不会再袭击我了。通过刚才的对话，我知道了四点：其一这个人心思算不上缜密，在压力之下很容易惊慌失措；其二此人的性格中有着先天的仰慕他人的因素，他仰慕强者、被幻想中的「魅力」所折服；其三他与我有着共同的目标，即追查薛爱文和他的人体实验；其四他的战斗水准远远称不上高强，哪怕我已经接近八十岁了，仍然足以化解他的袭击。知道这四点之后，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可以接下来共同行动的人了。
也就是说，那时我并没有发自内心地信任他。我将他当成了既不会对我产生威胁、又可以在共同的目标面前加以利用的工具。我可真傻。我的人生就是在一再地犯错，面对薛爱文时也是，与他分别时也是，直到到了半只脚迈进坟墓的年纪，仍然会做出让人悔恨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事实甚至都不需要多久，因为就在差不多一周之后，我就目睹了「教皇」的死亡。
你不会知道的。我总是会从梦中惊醒，回想起那时的景象。我是多么希望我能患上老年痴呆的病症，这样或许会轻松一点。可是没有。我的年龄是那么大，我已经活了足够久了、不想再记住任何事情了。在我来到范特霍夫的第一年圣诞节，我给在欧洲和在合众国的亲友打了一整晚电话，花费了足足相当于我一个月薪资的电话费。在放下电话时，我望向窗外，夜空里漆黑一片，空旷、深邃而寒冷。这仿佛提醒了我；我怎么就忘记了他！我料想他还在办公室里，跑去敲开他的门，这时我听到他屋里的挂钟恰好敲响零点的报时钟声。而现在，圣诞节时我连圣诞树都不会准备了。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装点过足够多的圣诞树了。在我上学时爱普莉尔女王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她还不到随从的一半高，而这时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可奇怪的是我的头发却还没有全白。好像从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年龄就停止了增长。我怎么会不知道缘由？薛爱文对我说是否会觉得某些时间的长度足以与一生媲美，是否会觉得从某些时刻开始时间再也不必流动。那时的我懵懵懂懂，而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有着足以被拉长为整个寿命的回忆，除此之外，时间再不必流动一秒。
可是，这种回忆就要消散了。每当我觉得它令人沉醉时，就会有新的事情将其打破。上上次是关于库拉的通信，上次是关于人体实验的消息，而现在则是教皇的死亡。这全都是我的错。教皇遭到袭击时我不在他身边；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或许。
或许，我就可以亲眼见到薛爱文了。因为，杀死教皇的，就是他啊。
那是一个红色的日子。从天色变亮时开始空气中就弥漫着红色；这是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就弥漫在这片大陆上的厚重尘埃作用于太阳光的产物。那天这种迷幻的光线仿佛格外强烈，以至于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一度以为正身处黄昏。这种感觉比想象的要美妙，因为它仿佛意味着某种同一性。我已经见到过太多的日出日落了；我已经在燥热和令万物枯萎的下午读过足够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并不讨厌黄昏。它温和、平静、富有包容力，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契合。如果能持久地待在黄昏，似乎也不错，唯独夜晚不要来临。格里默揉着眼睛抱怨着空气呛人，把我从恍惚中弄醒，接下来我想起这一天有预定手术。
接受手术的是一位独居的青年。他的房间里没有普通的家具，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床，墙壁不是白色也不是灰色，而是被深蓝色涂满，上面点缀着奇形怪状的黄色，如同醉酒的人透过度数不合适的眼镜看到的扭曲光斑。我给格里默介绍，这是一位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这座城市的画家的作品。青年整天端详着他的画作，模仿他的技法将它绘制在墙壁上，然后年复一年地对着它发呆。或许是由于这样的时间太久，他已经忘记了作为人要如何生活下去；他忘记了如何更换衣服、如何打理头发和胡须；忘记了如何写字如何说话，到最后就连呼吸和心跳也在一点点变慢，而右耳附近却长出了一个肿块。他的邻居注意到异常，将我们叫到他那里；他神情漠然，还是同意了手术。我向他解释说手术有两方面的作用；它既可以切除肿块，也可以作为一种刺激唤醒日渐沉睡的生命力，而他似懂非懂。到了手术的当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住所；我让格里默烧了开水给刀具消毒，烧出来的水雾沿着墙壁向上，润湿了生长在星空下的奇形怪状的向日葵，让颜料略微向四周扩散开，使得轮廓线模糊了。我给患者注射了麻醉剂，他坐在椅子上陷入了睡眠，嘴巴张大着，眼睛却没能闭上。他放大的瞳孔一动不动，身子是如此静止，以至于当我用手术刀割开他的皮肤时，竟产生了一种不真实之感。
暗红的血液从他耳边的肿块处流出，沿直线向下流去。这流速似乎从不变化，与一动不动的病人结合在一起，仿佛石膏像流出油漆般的红色泪水来。我的手不是被训练用来切割石膏的；我不由地开始期待着病人做出某种反应，尽管我知道这是外科手术的大忌。明明一切都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着；病人的生理结构没有丝毫不同之处，简直就是最标准的一般人，只要按部就班保准能完成手术。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却变得烦躁了。我想在手上用力，想要打破这种不真实的平静；我仿佛正处于睡梦之中，只有用手中的刀刃奋力划去才能将其刺破。可是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手术刀带来的疼痛无论如何都不会作用在我的身上。被阻断了全部痛觉的病人用散开的瞳孔望着我，这种空洞的眼神仿佛有某种魔力，将我的理智快速地吸走。我突然暴怒了起来：他妈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我的刀无论怎么切割就是感觉不到疼痛，我也感觉不到，你也感觉不到，那这世间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吸收进他那涣散的瞳孔另一侧了。这是多么可悲啊。我不由地哭了出来。格里默茫然地看着我：他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老师突然发起疯来。手术刀掉在了地上，而我也蹲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许久之后，格里默告诉我，病人的呼吸已经彻底消失了。
我犯了罪。我用失控的手术刀害死了病人。但我的内心没有感觉；因为从很久之前的某一刻开始我就不会再有感觉了。一切事情早就在最开始决定了。我是物理学家，一百年前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决定论者，相信着命中注定，一切都由最原始的种子萌发而来；在我和薛爱文的年代兴起了用概率来解释世间万物的潮流，而我不以为然。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坚定地决定论者；我一出生就是罪犯，薛爱文一出生就是要去做人体实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是啊，当然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理解不了薛爱文啊。
那天傍晚，我把死掉的病人丢在了那座被星空填满的房间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道德败坏的逃犯，这话没错，因为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我早就该死掉了，能活到现在只是出于侥幸；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只不过是沿着从过去的某个时刻开始被决定的轨迹进行着决定论者最钟意的运动。牛顿在天堂里看我顺眼，就让我永远按照他的理论运动下去，不放我休息。薛爱文在那次空袭中停在了火车站的二层，呆呆地等着炸弹从天而降，在那之后一定也是怀着相同的感受，不然他的眼睛就不会如此吸引人。简直就像片刻之前的病人一样；他是不会死掉的病人，换言之他是活的死人，而如今我也成为了他的同类。
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火光。
原来如此，是教皇的照相馆被袭击了啊。
我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他的能力并不算出类拔萃，却深入到了最危险的事务之中。他游走在CIS、维尔纳、以及其他各种势力之间，调查薛爱文的动向，还跟我扯上了关系，我巴不得他早点死掉。我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邪恶的呢？就在几天前我还觉得他可以作为我重新接近薛爱文的契机，而现在却对他的遇袭无动于衷。我抬头望见了血红的天色，从高到低红色愈发刺眼。我仿佛感受到了强大的重力；就连光线都无法逃脱这令人窒息的重力，被束缚在靠近地面处而凝结成深红。这是邪恶而悲惨的一天，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日子都更加令人堕落。我想起了斗兽场，为何斗兽场上的观众会如此沉醉于人的搏杀，或许就跟这种病态的空气有关。想着想着，就再次冒起了怒气；这是什么鬼天气、这是什么令人作呕的街道。如果我像刚刚死掉的那个病人一样是个画家，画出这种东西的话，迟早要将画布撕得粉碎。我突然开始羡慕起教皇；他大概已经从这片街道中脱身了吧。什么？没有？他还在那座着火的破房子里挣扎？我的右手摸向腰间，要不就让我来帮他一把吧。我忍不住也张大了嘴巴，令人堕落的闷热空气进一步充满了胸腔。那个病人的嘴巴也是张着的，在我看来像是某种预言。这空气填充在嘴巴里像棉花。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枪声。
呼——哈。这下痛快了。
可是，我刚才在做什么啊。
笼罩着这座城市的绯红天空仿佛一下子就被夜晚的紫黑色取代。我茫然地向四周看去，静静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格里默面对着我做出不解的神情。不远处的房屋仍然在燃烧，在枪声引发的振动下若干瓦片坠落到了地面上。我突然感觉到了刺骨的寒冷，与几秒前仿佛不再身处同一个季节。是啊，我刚才都在做什么、想什么啊。我犯了罪、又看到了同伴遇到袭击的现场，就在我眼前的建筑里有人开了枪，而我却为此亢奋。怎么会这样？我不是和平主义者吗？我从小接受的不都是人文主义教育吗？这就是我的人文主义。我可真行。我可真是地道的渣滓啊。
回忆到这种情节时，情绪激动的忏悔者可能会说恨不得了结自己以赎罪，可奇怪的是，我的右手明明正放在手枪上，我却将它忘记了。偏偏在这种时候忘记，明明几秒钟前还想要将它拔出的。唯独在这个时候我却讲起和平主义来了。
而正常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冲上前去检查同伴的状况，却是我涌现的诸多想法、采取的诸多行动中的最后一个。
没错。自称代号教皇的人已经确信无疑地死掉了。救不回来了。我的手术刀不会再有赎罪的机会。他的面容已经被烧得焦黑，只能通过还未烧尽的衣服的碎片辨认出是他。在他的身旁散落着三枚铜制弹壳，是Nyantheland共和国出产的型号，并且与维尔纳所使用的不同。于是我得出了结论，发动这次袭击的是时空列车计划的人，具体来说——
不会吧。
当从教皇的遗体处站起身来时，我通过映着火光的窗户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的背影。
我与它之间隔着破窗。隔着快速远去的距离。隔着夜幕。隔着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但我依旧能够确定，那个背影的主人。
薛爱文——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为什么你会从袭击发生的地点出发乘车远去啊。
为什么你会像随性兜风一样将左边的胳膊搭在车窗外啊。
为什么你的袖子上会有血迹啊。
你的手势简直像是在炫耀。你好像唯恐目击者不知道这次的袭击是你实施的。怎么回事，你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矮个子东方人吗？那个时候我总担心你会被自己微不足道的体重压垮而摔倒，而现在我只觉得当时应该直接给你来上一拳。在大约一个小时前我确认病人因自己而死去时，我的内心没有一点波澜，这让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最恶劣的人，而当见到你杀了人时，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比驱使我杀死病人的无名火要强烈千百倍。
薛爱文。
我低吼着。我咆哮着。我大声呼喊了出来。可回应我的只有燃烧的木条，它从我的头顶掉落后熄灭。开始有消防员赶来，七手八脚地搬水来灭火，他们毫无疑问在发出嘈杂的声音，但我无法听到。除了我的咆哮声之外，我听不到任何东西。
等到终于从震怒中缓过劲来时，我重新看向了身边几乎被烧成焦炭的尸体。在他的脖子上，好像有某种闪光的东西。是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用不锈钢制成；当我尝试将它捡起时，它突然弹开了，一张字条掉了出来。我想起教皇前几天提到过他正在调查人体实验的受试者的情况，想起他不久前曾经前往范特霍夫，从时空列车计划废弃后的地下建筑里挖掘情报，而这大概就是他的调查成果。
我想起了过去的通信中提到的贞德。循着它，或许我就能找到关于贞德的线索。
纸条上写着的是一个名字。
「佩铎·爱丽丝」。
从那天之后，某些东西再次永久性地改变了。
当我和薛爱文第一次见面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一天对于我的命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对于格里默来说，在那个猩红的日子、在那个我成为了罪犯而紧接着目击了犯罪的悲惨日子，他恐怕也无法预估这将会产生怎样的回波。
他没有进到着火的照相馆里。我将他留在车上，呵斥他不要乱动。我向来是一个不愿呵斥别人的人；礼貌待人比什么都重要。在火药的颗粒随风弥漫、做错一个手势都足以引发毁灭人类的战争的年代，带着微笑用礼貌用语讲话或许就足以避免一次世界末日。我虽然也从未自命为决定人类前途的伟人，但也总把这种教条放在心上，直到静默战争宣告结束也没有从这种习惯中脱离。从捡到格里默以来，我也始终将温和地对待他作为自己的方针。没有孩子是不会犯错的；更何况与绝大多数孩子相比格里默要聪明百倍。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学会了如何帮我准备手术用具，又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将常用药的目录倒背如流。他是得力的助手，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而且很懂得生存之道。我敢保证即使他不去学医，转去做什么行当都不会有困难。我很庆幸是自己捡到了他；如果他被维尔纳或者任何其他的危险势力捡到的话，用不了一年我就会成为他的俘虏吧。
而这样聪明的孩子，在那天会想什么呢？
当他看到自己的老师突然间双手不受控制一般切开病人的颅骨时。
当他看到收养自己的人面对着火光咧开嘴角露出野兽般的神情时。
当他看到自己最依靠的老人满身泥灰、近似于爬行着回到身旁时。
当他听到向来对他温和以待的人口中止不住的咒骂时。
他将手掌搭在了在车里缩成一团的老人头上，可他一定料不到他希望安慰的老人下一刻就将他的手腕抓住、扭曲到接近脱臼的程度，然后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那个时候，我几乎无法思考，仅凭意识的火山喷发而行动。我做出了与过去的几十年判若两人的举动，将排山倒海般的暴力施加在了眼前的小孩子的身上。薛爱文杀了人，他向我炫耀着，仿佛有意激怒我，他成功了；而我在做相同的事情。格里默啊，你之前挨过打吗？我可从来没有打过你，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吗？这可是职业军官的拳头，再结合上半吊子医生对人体结构的理解，打在人身上是无敌的。你感到疼了吗？没有？就像不久前的病人一样？那这下如何？看吧，你也开始乱叫了，就跟刚才的我一样。你听到了吗？那时我是怎么叫的，现在你也怎么叫，我们都是丧家之犬啊。
我想着整座巷子都得听到他的哀嚎；不听到不行，不听到我就不会罢休。我的拳头和他的声带总得有一个先服输，相比之下我的拳头显然更加强大。可是没有；他轻声地哭泣着，可就是没有喊叫。他的脸上出现了一块块的淤青，将他洁白的皮肤侵蚀。像面包上的霉菌、潮湿的土地上蔓延的苔藓，又让我想起作为职业军官时检查过的机器。检查机器时，要特别留意机器表面的锈蚀；只要锈蚀发生，它就会不断加速，无论再怎么光洁的机器，一旦锈蚀，不出几天褐色的铁锈就会蔓延到每个部件，那时就全完了。我看着铁锈蔓延，像随着海浪漂浮舒展的褐藻。我想起了自己在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褐藻所占据的海洋，知道了那是名叫赤潮的灾难现象。红色的海面无比平静，但在我眼中却如同怪兽一样，时刻想要从海平面跃出，扩展到通天之高，然后猛地扑下来。那时薛爱文正站在我的身边；我心想，连我都如此恐惧，他应该也会瑟瑟发抖；而当我望向他时，却发现他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在这一刻我意识到他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勇敢；他看似是比我更加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着灾难、鲜血和破坏。而在几十年后，他真正地成为了这些的开端。
可是，你不觉得我说这些是如此的可笑吗？这是因为，当我在心中将薛爱文想象成嗜血的大暴君时，格里默却真真切切地在我的拳头下流着血。我在一瞬间认识到了这一幕的荒谬；想要笑出来，想要为这场自相矛盾的滑稽剧鼓掌，因为这样就构成了第三重的矛盾；我既是出场人物也是观众，既制造了场景又对场景加以评判。我想知道导演在哪里，他躲藏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会设计出这种剧情。我发誓如果找到这人一定要将他痛揍一顿，甚至想要将它作为所剩不多的余生的主要工作。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我已经活了大半个世纪，却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与薛爱文的距离越远，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就好像我是他擅自出逃的影子，非得回到他那里去不可。在若干年之后，我会意识到那一天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在那一天我和他都杀了人，犯了罪，可是不光如此。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关键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扳机点。一时的犯罪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是建立在罪行上而成为人的。
等我和他两人都平静下来之后，我告诉格里默，接下来我们的身份和任务发生了改变。
我们将不再作为医生和学徒而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将作为罪人的薛爱文找到，将他所主导的罪恶计划彻底摧毁。为此无论造成多大的破坏、付出怎样的代价都无所谓。
我将格里默按照打手进行训练。在职业军官时期练就的身手让我可以轻易将基本的格斗术传授给格里默，但更多时候我并没有亲自与他切磋。我没有这种耐心，也不觉得有慢慢帮他练习的必要。只要将他扔进战斗中就好了。我收拢了一批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不在乎他们犯过什么罪，将来又是否会犯下更多罪行，看中的仅仅是他们全都靠战斗为生、全都热爱骨头碰撞的声音。我佯装他们为挚友，让他们甘心听命于我，推举我为老大；我知道他们没人在乎人体实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告诉他们说在时间列车计划的残骸中埋藏着堪比一个国家的庞大宝藏。我采取了最为激进的态度，向潜藏在边境线中的各种特务机关发起进攻，不讲策略，也不分先后，与此同时将格里默扔进最激烈的战场。这并非某种有意的培养；我看待他与看待自己收容的其他打手没有区别。他不会因为自己年龄幼小而得到特殊关照，也不会因为和我多待了一段时间而被重点培养。我将他们都当做了消耗品，就算被敌对组织抓住也没有可惜的。我仿佛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我在欧洲国际当了三十年的军官，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让一个士兵走向无谓的牺牲，而现在我在做相反的事情，并且乐在其中。我乐于看到这些人残破的身躯，觉得这是跟夕阳相配的绝美画卷；我赞美他们的咒骂和呻吟，这似乎比世上所有的音乐都要动听。我将交响乐大师的名作与他们通过无线电传来的打斗声配在一起，用广播里的钢琴曲为他们的争吵配乐。我好像在意识模糊期间发过什么誓一般，将在生命中的前八十年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统统集中在这里，将八十年的份同时倾泻出来。
就像刚才跟你说的那样，我对待格里默和对待其他人没有区别。如果打赢了，没有奖励；如果打输了，也没有惩罚。他每次回来时都默不作声，尽可能打扮得跟无事发生一样，但我能感受到他有意让所受的伤露在外面，似乎想要以此作为向我寻求安慰的线索。这是一种精妙的平衡，既设法让人感觉到这个孩子是如此坚强，尽一切可能将自己重新包装完好，而又有意留下一点瑕疵来等着人发现。我每次都装作没看见。这是一种露骨的漠视。我并不关心他，对此也不加以掩饰。
他每次都会更加夸张一点。第一次是从头发的遮盖中露出一点绷带的针脚，第二次是洗得发皱的大衣边缘的一点血迹，第三次这些血迹更加明显了，和泥土混在一起，像燃烧的稻草堆。直到有一次他的衣服左上角被扯碎了，在肋骨上一道流着血的伤疤露在外面。我注意到他的眼神轻轻瞟向我，在我看向他时眼珠又转走了。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判断道他做得太过火了。我看他是想将伤痕作为邀功的工具，但在我这里没有一枚勋章。只有纯洁无垢的人才配得上勋章，而在我这里的都是一等一的罪人。我走到他的面前，他的眼睛躲躲闪闪，仿佛看透了我的想法。他一定已经料到了我会发怒，不然他从一开始就大胆地把伤痕展示在我的面前了。我将他踢翻在地，又通过他只剩一半的外衣将他提起来。他发出了呻吟，几滴泪珠滚落到地上，但他仍然咬着牙，不让自己放声哭起来。就在这时，他的外套无法承受反复的撕扯，再次从中部断裂了；随着他重新跌落到地面上，背上密集的伤痕显露出来。鲜红、暗红、青色、紫色，简直像是不会处理颜料的蹩脚画家将各种颜料混在一起而产生的脏兮兮的调色盘。那时我还没有遇到那个能一眼数出所有东西的数量的合众国人，无法知道他的背上究竟受了多少伤。而等我认识那个马蒂内斯时，这孩子的后背已经完好如初了。
这当然不是什么医学奇迹；这全都是因为佩铎爱丽丝。她是真正的神。正是在这段四方开战的混乱时期之后、我与马蒂内斯的相识之前，我们遇到了教皇在死前留给我们的线索中提到的那个人，那个名叫佩铎爱丽丝的少女。
可离奇的是，在找到关于佩铎爱丽丝行踪的线索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我的一生始终盲目。你已经听到过无数遍了，每当我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怎样的境地。我比那些金鱼更加无知。我曾经小瞧了鱼类的神经系统，而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带领手下的犯罪者们四处开战，同时与维尔纳、CIS和欧洲联邦的同行战斗；在最多的那天我同时策动了八起爆炸案，又派出了十二支小队袭击了与自己所属不同的九个据点。我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该联合谁又该打击谁，对于这些问题也不愿去想，满脑子能想到的都只要打败他们、击溃他们、占领它们、再拷问他们。我已经说过了，在这些过程中我不讲策略，只顾进攻，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员的大量伤亡。我们成为了范特霍夫的都市传说；面对哭闹的孩子手忙脚乱的母亲会指着路边通缉令上我们的画像，据说这样立刻就能让孩子安静下来。我们几乎是在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陷入疯狂，以至于白白浪费了教皇给我留下的线索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将它抛之脑后了。我四处进攻的举动就跟那个下午我给格里默施加的拳头没有区别；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去追求胜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虚伪的懦弱的糊涂的自认为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做的全部了。
在这个过程中，格里默报告他在与维尔纳的人的交手中偶然看到了佩铎爱丽丝这个名字。
我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情报。我们每天都会见到许多名字，在报纸上，在电视里，在街边的电线杆上和墙角，将它们全都放在心上只会空耗精力。当格里默来向我报告时，我只是把它当做了又一次的邀功，随即斥责了他。我对他说，你怎么就这么想讨好我？你觉得多报告几个人名就会让我对你高看一眼吗？我大声地对他喊道，你过去只是个学徒，现在只是个小喽啰，距离出人头地还早得很，如果不想挨打就快点去执行下一个任务。他没有做声，快步离开了，但我能看到他眼角的泪滴，回想起了像个一边呜呜叫着一边却不肯垂下尾巴的不服输的小狗。我承认，我是个很差的领导者。我无法体会下属的心情，将他们当做呼来喝去的工具，像火山喷发一样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无名火倾泻在他们身上。可即使是这样，格里默还是坚持下来了。
等等，他刚才说的名字是什么？
我的心理活动突然停住了。
这就如同白炽灯的灯丝。就在上一秒我的内心还极端炙热，处在熔断的边缘，不将这份没来由的暴躁释放出去就不行，而这一刻，仿佛被什么人按下开关一样，所有的焦灼感一下子消失了。
这时我才回想起来，这正是教皇在生命的最后通过不锈钢的十字架项链封装的名字。我仿佛意识到了这个名字有些不同寻常，但又并不十分确定。格里默正在推门，我叫他站住。他战栗着转过头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着比恐惧更丰富的神情。这时他可能已经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还半知半解。至少，他应该感觉到了我将他叫住这一点的不同寻常；他可能在期待着从我这里获得比漠视更多的东西。
而如果他真的这样期待的话，我恐怕让他失望了。我只是对他说去查查这个人，仅此而已。他没有因为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而获得格外的垂青，而我也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有调查的价值，却不知道它将要改变我接下来的二十年。
很快，格里默交上了他的调查结果。是个小女孩，年龄是九岁，家庭情况不明，最后一次出现恰恰就在今天，位于范特霍夫郊外的一座废弃仓库处。
于是，我下达了指令。
穿过国境线，前往范特霍夫。如果她是人体实验的志愿者，就将她带出来。如果她是薛爱文的同党，就对她拷问。如果她有威胁，就杀掉。
可是，当真的见到她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段指令完全就是笑话。从她出现在视野里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我想那天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也是某种命中注定，是被将我们诞生出来的白洞安排的产物。如果我没有去的话，说不定——不对。不论是谁，都不可能杀掉她的。因为她就是神啊。我们怎么可能杀得掉神明呢。
所谓奇迹
在初次接触爱丽丝的那个傍晚，我再次见到了白洞。
那是一个在西欧少见的炎热日子；天气又干又热，万物如同枯萎，我仿佛置身于沙漠之中。好像在这种环境中多待一会，我们就会化身砂砾，土崩瓦解。我们驱车来到了情报中爱丽丝现身的旧仓库。这里有着复杂的地形，易于隐蔽也易于伏击。面对这种情况，格里默比以往更加积极，在车上向我讲述了他设想的十三种行动方案，涵盖了他能想到的全部可能情况。他确实聪慧过人、心思缜密，即使我对他漠不关心，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动计划考虑了方方面面。就在一天之前，我对这次行动还没有放在心上；而当这一天的下午来临时、当烧灼一切的阳光将露水蒸发得无影无踪、将直射在皮肤上的疼痛感作为不可思议的宣告时，我改变了主意。
在这种灼热的危险的令人不适的光线中，我预感到这里会有一场恶战。正因如此，一向对格里默置之不理、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当做出格的表现欲而加以斥责的我头一次听从了格里默的建议，提前准备了三组先遣队和七支预备队，从五条不同的道路包围了这座建筑。他们的每个人都埋伏在路边，承受着太阳的直射。其中有的人来自中东，或许这种环境已经让他们习以为常。作为生物学家的薛爱文曾向我介绍道，中东的沙漠中有一种蜥蜴，满身迷彩色，平时趴在沙漠里一动不动，当前方有猎物出没时却能爆发出极度的机敏，将压缩起来的舌头像子弹一样弹射出去，一招致胜。我从来没有去过沙漠地带，在他说完后对于这种崭新的环境产生了一丝向往；而当与此相似的景象真的呈现在眼前时，我却成为薛爱文的猎杀者了。
薛爱文，他会在这里吗？
这里是范特霍夫，时空列车计划的起源地，同时也是Nyantheland共和国和作为其秘密武装的维尔纳的中心地带。我已经知道了，支持薛爱文持续进行的人体实验的正是维尔纳、准确地说，是维尔纳的其中一部；维尔纳也并非是完全团结的。可以确定的是，在欧洲国际已经不复存在的岁月里，哈布斯堡的人没有放弃薛爱文的计划。他们借助见不得人的武装组织，向更加见不得人的隐秘进行着支援。我想薛爱文恐怕不会在这里；他早已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如今的他像潜藏在地底的蛇一样狡猾，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经由数不清的地下暗沟逃到任何地方。我像是发怒的小孩子不受控制地打翻所有玩具一样命令手下向着各个方向出击，浪费了不计其数的子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仍然没能掌握他的动向。这次也不会见到他的。
这样的想法为我带来了心理上的预设。当这种预设被打破的迹象出现在眼前时，我会产生比任何时候都大的惊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的身体僵直了。我的手指震颤了。我后背上的肌肉凝聚在了一起，互相牵扯着让我每次呼吸都感到疼痛，但这种疼痛却被更加重要的感觉抑制住了。我的身体被穿透了，从我体内贯穿的是仿佛发射于半个世纪之前的浅蓝色的光。它绕着宇宙巡游旋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离我远去，让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它，但事实上没有。就好像五百年前人们见到沿着大海西区的船只重新出现在东边时的震撼，它也沿着时间的隧道漂流了一圈而来到了我的面前。什么东西都不会消失。它们会远去。但总会回来。世界就是这样的结构，我们都是在贝壳的内部爬行的蚂蚁，永远也逃不出这个小小的圆周。
所以啊。
所以，就是现在，比夜晚的天空更深邃，比清晨的天空更淡薄，比望远镜拍到的天空更遥远，比画布上承载着扭曲成一团的星光更摄人心魄。像玻璃球却没有亮光，像古老的壁画又并不暗淡，这样独一无二的见到一次就不会再忘记的令人无比向往的惹人怀念的淡蓝色的眼睛，时隔半个世纪，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是多么想维持在这种状态。就好像喝得酩酊大醉、在冬天的夜晚穿着单衣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在睁不开眼睛、看不到东西、分辨不出正处于何种境地的状态下，在眼前看到了一束光。它是那么温暖明亮，如同他过去的家里的灯光，他也一定会希望这一瞬间能成为永恒。在这束光映入眼帘时，他的脑中已经产生了无数幻想，度过了远比真实的时间长度要漫长的时间。他此刻绝不会想到当他睁大眼睛张开双臂时会发现迎面而来的是抛洒着煤灰的卡车，在下一刻他就会被卡车撞得粉碎。这世间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惨剧。等在悲惨之人前面的只有更大的悲惨，等在罪人前面的只有更大的罪恶。而偏偏在结局揭晓之前，他们会被安排着产生幻想，将前方的东西当成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希望，然后在满心欢喜中迎来最坏的结局。与他们相比，我还算幸运，因为当我看清楚时，出现在眼前的虽然的确不是记忆中那双眼睛的主人，却也足够令我宽慰了。
那是一个苍白的瘦弱的满身朴素的表情平静的少女。但这绝不意味着她的平凡性。恰恰相反，她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她像月亮。她能将身边灼热的空气在一瞬间转换为夜晚的海水，将稀薄变为浓稠，将一切的轻浮驱逐殆尽。她仿佛在冰冷的海水里漂浮，水流围绕她而行动。她想让海流聚集，海水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她簇拥；她想让海水散开，每一股水流就会立刻俯首听命前去她希望的位置。她甚至不需要开口；当想法凝聚在她的脑中时，周围的事物就已经被下达了命令。她是海水的中心、主人、所有者和主导者。
所以，她是怎样现身、又为何出现在这里的呢？
我们提前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情况。过去的书信中说贞德是深度参与到时空列车计划里的天才，而当知道她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时我就明白了这是假消息，就连贞德这个人可能都是为了迷惑外人而编织的假消息。她是被绑架而来的吗？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吗？她会像处于应激状态的小动物一样颤抖着哭泣着尖叫着吗？她会被薛爱文的手下看守着押送着胁迫着吗？可是并没有。什么也没有。当我们到达预定的位置时，当我们做好预定的准备时，不等我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她就将废弃仓库的大门推开，仿佛走向应许之地的信徒一般，像是舞蹈一样高举着双手，流畅地华丽地自然地满足地走了出来。
这是谁教给她的？我不相信九岁的小孩子能知晓自己的命运。她的表情动作就好像已经知道了一切；没有对未来的惶恐，没有对过去的留恋；她毫无疑问正在迈向新的领域，走向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她全身上下没有丝毫的不安。我想一定有人在背后安排，有人对她进行了深刻的洗脑。可是当我看向她的眼睛时，又不敢做出这种狂妄的猜测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看到过与之相同的眼睛，每一次都会为它和它的主人而折服。我的前半生全部被倾注给了有着这样的眼睛的人，直到现在这种巨额的不可估量的不顾一切的奉献仍然约束着我。是啊。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她可是有着和那个人相同的眼睛的人啊。
在她的身影完全显现的那一刻，太阳正好运动到了她的身后。我坐在车里，动弹不得，就连眼睛也无法移动，一刻不停地直视着她。烧灼一切的强光从她的背后射来，将我的视野全部照成了白色，唯有她小小的脑袋出现在正中。她的面庞在过于刺眼的背景下陷入了阴影，令人无法分辨，那双眼睛却不受影响，我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我敢相信，就算我闭上眼睛、就算我的眼睛瞎掉，在这个时候也能感受到她那双眼睛里蕴含的魔力。七十年了啊。七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和薛爱文也是这样相遇的。我曾用孕育万物又吞噬万物、为宇宙制造出生机又规定了其死亡的白洞来比拟那天与薛爱文的相遇；或许万事万物都注定要见到两次白洞，而对我来说，这两次的间隔实在是太长了啊。
没错。她是自愿走出来的。她自愿找到了薛爱文的组织，自愿加入了时空列车计划，自愿成为人体实验的受试者，自愿献上自己的生命，又在我们找到她时自愿地走了出来。没有人帮她介绍，没有人对她胁迫，她全靠自己的意愿而做到了这一切。在接她出来时，我们将她想象成了人质，将维尔纳当做了假想中的敌人，用大喇叭循环播放着「我们是国际救援组织X，请维尔纳的各位将人质和平移交给我方」，可事实上根本没有敌人。我们的三组先遣队和七支预备队从五个不同方向进入建筑，搜查除爱丽丝之外的一切生命体，结果一无所获。这座建筑里，除了平静地等在那里的爱丽丝之外，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人。
奇怪吗？我也感到奇怪，但我绝不是在奇怪爱丽丝为何会这样做。我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就不会怀疑她的所作所为了。她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理性；她有着绝对的理性，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最高的永恒的理性。总有人说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可我认为这说法不对。与她的理性相比，人的理性简直不值一提，比相比于人而言的鱼的神经还要原始。在五百年前，人们还不知理性为何物，因而大家都是虔诚的信徒。而从某一天开始，有的人自诩为理性的拥有者；有了理性的人就不必有信仰，于是陆续地再也没有人去信仰了。可是这样不对。理性不是人的特权、不是人用于将神祓除的武器；恰恰相反，有神来给予，人才能获得理性的千万分之一。人何时有过理性？人与金鱼从未有过区别。人愚昧、盲目，永远被困在小小的贝壳里，而又自认为拥有理性的专属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今的人比五百年前的人更缺乏理性。这也是为何我决定信仰。我的一生中信仰过许多东西；在青年时将薛爱文视作信仰，随后又将心中的声音视作信仰，而现在我决定改信爱丽丝了。
我所奇怪的是，爱丽丝口中提到的另一个人。
她问我，留在建筑物中的那个人、那个穿着紧身礼服、戴着面具的红发男子，他怎么样了？
她说，是这个穿着礼服的男子将她带到了这里，又是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将出口指给她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然是薛爱文，可这个礼服男又是谁？
找不到一点痕迹。
我让三组先遣队和七支预备队找了又找，对建筑内部的每一粒灰尘都进行了DNA提取，对周围道路上的每一道车印都进行了轮胎比对，可就是找不到除了爱丽丝之外的第二人。薛爱文跑了，此事属于意料之中；可那个礼服男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也有跟薛爱文一样的天才，也能设计出完美的不留痕迹的逃跑路线？我将手下的人一遍遍地送回现场，又因办事不力惩处了四名小队长和十七名成员，一遍遍地呵斥他们要赶快找。爱丽丝说了有便是有；她是我的信仰、我在这世间唯一相信的东西，容不得一点怀疑。可翻来覆去，总也没有找到。
这群人都是些什么废物。
我举起了手枪。看来一般的惩戒还不够，应该要有些新花样了。
不对。
这时的我突然意识到了，面对着被捆绑着跪在面前的小队长，我竟无法按下扳机了。
在年轻时我曾自诩为和平主义者，而随后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是天大的笑话。我是天生的罪犯、天生的暴君，以至于在短短一年内就让整个海森堡因我的名字而颤抖。构成我身体的是罪犯的骨，手上沾的是混合在一起的罪犯的血。我曾经将对人开枪视作绝对的禁忌，而一旦这种禁忌被打破，就发现了它是如此令人舒畅；我本应享受这种感觉，就像现在这样。按下扳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倒不如说，只要按下了就轻松了。我是在帮助我面前的受苦的人啊。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对。
为什么不对？
我的身上没有一滴血是属于和平主义者的。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是属于世俗道德者的。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对？
原来如此。是爱丽丝啊。
我慢慢地将枪口放下。被捆着的小队长据说过去有丛林屠夫的称号，而他如今像是牲畜一样惊恐地大口呼吸，停留在生还的侥幸中。他是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为何将枪口放下的。
于是我说，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去搞袭击了。不去策划爆炸了。我们不要再犯罪了。
那么，倾听我这漫无止境的错综复杂的支离破碎的冗长回忆的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吗？有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自然吗？
而事实上，我正是在回忆起这件事时发觉了不对劲的。这是因为，在见到爱丽丝的这个时候，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名叫「国际救援组织X」的组织啊。
这个名字是薛爱文起的。在我杀死薛爱文的那天、在格里默杀死爱丽丝的那天、以及在爱丽丝真正成为「永恒」的那一天。
你在因这种过于跳跃的转折而感到惊讶吗？不必惊讶，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不合逻辑、令人无法想象更不能猜测，尽是些离奇的偶然的组合。我说了我是个决定论者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是真正的决定论者，相信宇宙遵从着与生俱来的启示，就不会想要信仰什么东西了。人总是在自我猜疑啊。想要劝说自己眼前发生的东西都是早已决定好的，却无法相信，无时无刻不处于后悔和困惑之中。我怎么会落得这种命运？难道我的价值就只配分得这样荒唐的角色吗？于是只好通过无条件的信仰来为自己开脱。事实是这全都是自我麻醉而已。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决定论、根本没有命中注定。所有的东西都是混乱的随机事件，理不出一点关联。
就好像，你会觉得我们收留了爱丽丝之后，就会安分守己地成为照看她的组织吗？
「追寻，引导，保护」。你是否听说过X的宗旨？它的对象当然是爱丽丝。可是，你会觉得在遇到爱丽丝后的我们有一刻尽到了这一职责吗？
没有啊。
我是决定不要去犯罪了。我是决定设法让爱丽丝像童话中有着幸福家庭的孩子那样度过平静的时间。我是想要表现得像个讨好评委的参赛选手一样尽可能让爱丽丝满意。我是希望让爱丽丝能多留在我身边一阵子，使得我能长久地沉醉于遥远过去的浮光掠影。可是就结果而论，我失败了。
简单来说，就像突然降临在开放的阳台上的小猫被收留后又在某个清晨抓破纱窗一去不返一样，爱丽丝很快又消失了。
这一次她同样是自愿的，与她自愿加入薛爱文的组织、自愿成为人体实验的材料、自愿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样，这次她又自愿地离开了。她留下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着告别的话语。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格里默流下连串的泪滴，他的哭喊比见到教皇死亡时的我更加声嘶力竭。我曾经发着疯想要用自己的拳头让他哭喊出来，在这场没道理的较量中我直到身体脱力也没能获胜，而现在仅凭这一张字条就让他哭成了这样。他碎掉了。无论是怎样的暴力、哪怕是让他满身青紫，都没能在他的灵魂上打出哪怕是一条裂缝，而现在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初愈，内心却已经粉身碎骨了。
我是如此羡慕格里默，已经到了嫉妒的程度。只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他以十年为单位的人生中不过是短短一瞬，与他跟随我做学徒的时间相比也不值一提。就是这短短的时间，格里默却已经跟爱丽丝如此要好。他们整日都在一起玩；他们玩传接球，后来开始练习打棒球；我给格里默教过小提琴，而格里默又将这种技术现学现卖教给了爱丽丝，不过爱丽丝则偏爱大提琴。有一天他发现爱丽丝似乎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于是立刻放下我交给他的任务，跑到六个街区之外的眼镜铺给她定制了眼镜，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我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了。大半个世纪前，两个青年人互相吸引，将对方视作人生意义的具现化；而当这些久远的历史即将远去、被人遗忘时，又有两个小孩子互相吸引，此时我已经插不进手了。我能听到过去的回响，但仅仅是回响而已；无论是水平再高超的小提琴手，恐怕也做不到配合着从七十多年前的宇宙远方传来的回声即兴演奏。这太难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已经不是我了。可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羡慕格里默。为什么他可以？他明明什么也不知道。他可没有在令人窒息的绝美与绝望的夕阳与原野下跟那个人搀扶着走过，他可没有在人造的黑夜中掀开一层层的帷幕目睹过那个人制造出的那般壮丽的光影。他根本不知道我跟薛爱文发生过什么、遇到过什么、约定过什么，为什么当那双眼睛以爱丽丝的名字再次出现时偏偏是他走得更近？薛爱文说过，在东方有被称为转世的概念，有的人在生前未完成的心愿会由新诞生的生命继承，可我的灵魂还没有到体外去啊。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再次对格里默爆发出了恨意。
你在哭什么？这里有你什么事？你把爱丽丝当做了朋友，你觉得你与爱丽丝之间联系深刻、亲密无间，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深刻。你有什么资格哭？你有什么理由喊叫？等你接近百岁时再来做这种事情吧。那时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哭喊不出来，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死掉了。那时你会发现就连你也已经死掉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可我没有；我依然活在这里，坚定地受着这种折磨。我不仅活着，还有力气在这里嘲笑你、谩骂你；不久之前我还在日日夜夜地殴打你惩罚你虐待你。有本事就来比试一下吧，看看我的预言会不会成真。一定会的，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啊。
可是格里默仍然在哭。他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我又一次把他踢倒，他身上刚刚开始愈合的伤口又流出血来。我对他说，请你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你，然后将他推出了门外。我对手下说，之前的和平命令不作数了。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也不会再对你们下达任何命令了。从今以后，你们就当没有遇到过我；你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自觉。看到那个人了吧？那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做的每件事都是出于自己的理性。既然看到了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就该知道自己是多么愚钝盲目弱小了吧？就该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吧？所以，都给我离开。立刻，当我倒计时数到零时，谁还留在这里，谁就会被子弹击中。我听到了人群的叫喊，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最凶恶的犯罪者，然而这一刻他们每个人都吓坏了。这不是来自我的威严。我敢保证，一个正气得站都站不稳的已经快要入土的老头子能有什么威严？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愿意，不出一秒钟我就会被他们制服，然后他们就可以为了决定谁是接下来的首领而大打出手了。可是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所有人都像被惊扰的鸟群一样一瞬间逃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整座房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真好。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就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到。我又该回到那个地方了：诞生一切、毁灭一切、给一切赋予生机、让所有的物体开始运动、一刻不停地向着死亡奔赴的那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它让薛爱文降临到我的身边，让爱丽丝浮现在我的身边，让这些犯罪者聚拢在我的身边，又让它们全都消失了，一个不剩。就连这房间里的东西，墙上的壁画和装饰品，所有的家具，劫掠而来的战利品，为了纪念爱丽丝前来一个月的花束，都被那些贪得无厌的犯罪者在临走前劫掠一空。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我只剩下孤身一人了。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有人正向我走来。
怎么还是你。
我躺在地上，朝着天花板，看到了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少年的脸庞。他的衣服再次沾满了泥土，他的头发缠绕在一起，挂满了碎石和枯枝。我叫他离开，一次次地呵斥他殴打他，然而这时他再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格里默。我在问，怎么还是你。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我随即听到了他的回答：
我是你的学徒啊。我的老师、埃尔斯纳先生，我们再去把他们找到吧。爱丽丝、以及薛爱文，全都要找到。
我问，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就凭你和我，还能做什么？
他说，可以的。只要他的埃尔斯纳先生还在，就一定可以的。
他说得没错。随后，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凭着我们两个人，真的找到了。在范特霍夫的地下，曾经作为时空列车计划最早的试验场的地方，薛爱文和爱丽丝，两人同时。只不过，就是这一次，他们两人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嗯。
如你所说，终于要来到故事的末尾了。我与薛爱文的故事纷繁复杂、乱七八糟，记忆混在一起，纠缠不休，我对他的看法反反复复，难以说清楚。可有一点是能够确定的，也就是到这一刻为止，这个故事终于要画上句号了。薛爱文的人生在这一年迎来了终结；他曾经向我抱怨，跨越海峡的隧道是如此漫长，它是那么昏暗，行走在里面会让人犯起晕车病。他饱受这种病痛的折磨，直到生命结束时也是这样，而我让他解脱了。薛爱文死了，是我的子弹把他推下去的。在那天，我们锁定了薛爱文的位置，知道了他正准备进行最关键的人体实验，然后，我们两人用自己的手为他和他的人体实验送去了终局。
回想起那天的夜晚时，我的记忆里尽是无边的黑暗。范特霍夫的地下结构在静默战争的年代昼夜灯火通明，在其中紧张地进行着与时空列车计划有关的实验，而这时已经近乎废弃。覆盖整座城市的地下都市大部分在销毁证据的过程中被炸毁了，随后被从别处运来的泥土填充，像被注射到这座广袤的跨越千年的亘古不变的无限接近于死亡的躯体里的凝胶一样，被伪装成了它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剩余的空间断断续续，失去了看守和维护，靠着应急发电机勉强维持运转，成为了老鼠的天堂。薛爱文和他的残党寄居在那里，依靠残存的设施推进他们的人体实验。他们虽然隐蔽、狡猾，但终究逃不过有足够决心的人的眼睛。我甚至觉得这段时间对他们的搜寻比过去更加简单；看来只要冷静下来，细心思考策略，就可以胜过他一筹，在此之前我们完全是因为如同胡乱发泄怒火般不讲策略的搜寻而在原地打转。总之，我们锁定了他的位置。
那是星光与月光完全无法渗透的被金属的墙壁包围的地下空间。古时的先哲认为，世间万物受到星光的照射而被赋予天体的性格，循着星光的指引而受到神的启示。我无法想象薛爱文在这里待了多久，他是否是因为离星光太远而丧失了与世界的连接。一定是这样吧，不然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抱有着对他的同情，幻想着只要将阻隔星光的合金外墙破开，将他带到能看到银河的地方，就能让他获得遥远的拯救。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不需要拯救，或是说他需要的拯救并不是这样的。他在隧道里游荡太久了，这种游荡本身就是折磨，无论见到与见不到星光都是一样的。他已经无法被拯救了。
我摸着黑，沿着散发着铁锈和腐败水草气味的道路前进，每走一步鞋子上都会粘上新的泥泞。这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吗？
而当道路终于来到尽头时，我看到了。
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了第一次来到薛爱文的办公室时的景象。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飘荡着的、深海中的水母一样若隐若现的蓝色光晕，再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知道长久的黑暗和极度的安静容易让人产生白日梦，一时间也无法分辨眼前的究竟是真实看到的景象还是神经系统的自欺欺人，但这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再次看到了啊。时隔大半个世纪，过去的景象无数次以海市蜃楼的形式浮现在眼前，我每每想要抓住，它们就会散失。我无尽地怀念，不断地回忆，一次次地祈祷，祈祷眼前重新出现的东西再久一点、再真实一点，可是神从未回应我的祈祷。而现在，这种海市蜃楼再次出现了。我身边的黑暗仿佛是第一次去拜访他时环绕着身体的黑色帷幕，我只要做出拨动的动作，就可以在里面起舞。即使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仍然不会放弃起舞的愿望。我旋转着向前走去，想要距离梦幻般的蓝色光晕更近一点，穿过了前方逐渐变得开阔的空间，来到了一处大厅。就算没有灯光，闪烁的蓝光也是如此遥远，我却仿佛仍然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东西。我仿佛看到了满墙的鱼缸，金鱼在里面无声无息地悬停着，水流沿着精心设置的管道无声无息地循环流动。我仿佛能看到戴着圆形眼镜的瘦弱青年靠在拐杖上，一边尽力维持着重心一遍用铅笔单手在笔记本上写字。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我不会到海森堡去，不会去扮演可笑的军官，不会做任何一件会让自己折寿的事情。我不会去为日渐读不懂的来信而担忧发狂，也不会打破心中的戒律，去犯罪和杀人。薛爱文也不会，我敢肯定。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我曾无数次为过去所做之事后悔，这也后悔，那也后悔，没有一件事是不后悔的，就好像我的人生是一份永远在犯错的答卷，而其中最初的错误一定就是从范特霍夫离开。如果能再来一次的话，如果那个瘦弱的悲伤的对一切都充满怜悯的同时又无比坚定的东方青年再次出现在面前的话——
这样想着的时候，人影真的在眼前出现了。
可是，怎么是你啊。
他没有凌乱蓬松的卷发，取而代之的是柔顺的直发。他不再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体面的休闲装和盖在身上的平整的毛毯。他不再露出悲伤的神情，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却觉得他仿佛在挑衅和讥讽。他仿佛在说，看啊，你期待着什么，你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他仿佛要将结论用大字写在纸上，用发光的油漆涂在墙上，用最大功率的扬声器播放出来，恨不得直接传递到我的脑中。他大概想说，你看到这个轮椅了吗？这是你送给我的，你会期待着在轮椅上见到熟悉的人吗？那你就来看吧，来看看这里坐着的是谁！
怎么会这样。
是啊，那里坐着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恋语了。他是代号为库拉的人体实验推行者，是真名为薛爱文的邪恶罪犯，是我下定决心要亲手了结的目标。如果他没有坐在这架轮椅上、没有出现在这种引人遐想的蓝光中，自己可能还不会如此愤怒，会犹豫要不要再次弄脏自己的手，加重自己的罪恶。我又联想起了教皇死去的那天，他也是这样，坐在我送给他的轮椅上，将沾着血的袖口伸出车窗外。怎么偏偏就是抓住我送给他的轮椅不放？我可没有叫他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公然的炫耀和羞辱，他是有意把我的记忆弄得粉碎。这样的话。
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了。我可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我是不亚于他的不折不扣的暴徒。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了，自己之所以要如此拼命地阻止薛爱文的人体实验，并不是出于任何道德和伦理上的考量。它所基于的原因，与被夺走珍惜的玩具时嚎啕大哭想要将手边的东西都砸得粉碎的婴儿毫无区别。
我从未发展出过理智。而这样的结果是——
砰。
而这样的结果是，狂乱状态下对着薛爱文发射出去的第一枚子弹，居然完全偏离了目标，在合金制成的墙壁上发出毫无意义的脆响。
怎么会这样啊——
第二枪，第三枪，全都偏离了目标。那个我不再认识的人、那个和我一样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看似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又在相同的布满罪恶的沼泽里重逢的人，仅仅是坐在那里，甚至没有做出回避的动作，而我的子弹却一发也没能命中他。我大叫着，喊着他的名字，恋语，薛爱文，还有去他妈的库拉，这些音节全都混在一起，我也不再顾及是否准确发出了每个元音。我最讨厌薛爱文这个名字了，从未见过比它更拗口的词，令人舌头打结，而我现在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如果能咬下来就好了；索性就像动物一样张开血盆大口，将眼前的东西咬碎。我们这些大罪犯，还有什么资格装作文明人？索性就撕下这种伪装，回归天性，一千万年前谁不是靠着大嘴和尖牙捕杀猎物的？为了回归天性，需要一种开关，索性就让我将舌头咬下来而作为开关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闻到血腥味了。
就在这时，轮椅上的人开口了。
他说，这之后就拜托了。
他在说什么？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东西？他难道不知道是谁造成如今的局面的吗？他仿佛想要撒手不管，将烂摊子留给我，这怎么可以？这绝不可行。这没有一丝一毫的道理。我是要亲手了结他，可之后呢？之后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今他居然说什么之后，岂有此理？不如说，我恨不得与他一同下到地狱里去啊。
他说，他听到我弄起了一个组织，他想给这个组织起一个名字。
他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更何况，这个组织早在半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啊，是我亲手解散的。我从未给这个组织起名，罪人不配拥有彪炳史册的名字。它只需要沉到火药和血腥味的灼热地狱里去就好了。
他说，从今以后，这个组织就叫做「X」吧。「国际救援组织X」，就叫这个名字吧。
他说，有一位东方的小说家将X用于给自己的作品命名。用这个字母来给组织命名，再合适不过。
啊啊，就由他吧。已经不存在的人动一动干枯的嘴唇，给已经不存在的组织送了一个不会再被提起的名字。我已经很累了，不想再做出任何的反驳了。已经这么久了啊，已经快要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在怀念、愤恨与后悔中翻腾着，在这些面前，一个名字根本就不重要。
他说，开枪吧。
等到听到火药的爆鸣声和子弹从人体中穿过的声音时，我才确认了从手指尖传来的若有若无的感觉。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清了周围的景象：他正通过轮椅站在一处高台上，高台的背后是不见底的深渊。与他第一次对话时，他将卡住他的拐杖的石头坑比作深渊，悲叹道深渊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此时他再次位于了深渊的上方。在子弹命中所带来的推力下，他的轮椅开始缓缓向后滑去。这一开始是细小的难以被察觉的移动，而随着轮子转动的角度一点点增加，向后倒去的幅度也不可逆地增大。一座一旦启动就会不断加速、永无止歇也不可逆转的引擎再次被启动了。
就在这时，就在薛爱文的身体与轮椅一起向后倒去的同时，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看清了他的表情，看清了他嘴唇的动作。就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的眼睛，那双独一无二的、一边是从宇宙中穿透而来的蓝色月光、一边是从历史中穿透而来的黑色墨点的眼睛，与接近一个世纪之前并无区别。它从漫长的岁月中穿透，从我的猜忌和愤怒所升起的迷雾中穿透，再次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跪在了地上，泪水像血一样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对了。就在这时，他似乎说了些什么。
没有发出声音，但我能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这一刻，星光仿佛从混凝土和金属板间穿过，照射到了他的脸上；在加速下坠的途中，我确信无疑地看清了他的口型。
「AU——」
他的身体开始移动。
「IE——」
他的脸开始旋转。
「EN——」
他的身影彻底消失了。坠入到无尽的黑暗里去了。复数的脆响传来，是金属碰撞、轮椅散架的声音，接着是电火花迸射的噼啪声，等到重归于安静时，我闻到了皮肉被烤焦的气温。
你这家伙，终于死了啊。
可是，你又在做什么啊，格里默——
没错，这天我与格里默同行。他是我唯一的同伴，只有依靠他我才能在这世间获得些许的归依。尽管我漠视他，嫉恨他，对他拳脚相向，辱骂有加，但现在我只剩下他了。所以啊，在我跟薛爱文对峙的同时，格里默在做什么啊。
我向着大厅的另一侧转过头去，看到了同样跪在地上的格里默。他的身前是一个大小足以容纳一个人的平放着的盒子，而他的手边是一个开关。小女孩的声音响起，她在向格里默发来劝诱。
她说，请按下这个开关吧。她已经期待了许久；只要按下这个开关，她就将成为永恒了。
不要。
格里默，不要按下。你听到了吗？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你还记得你是为什么而走到这里来的吗？
她说，她将成为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在，将成为不朽的存在，将成为超越死亡的存在，将成为超脱人世间一切悲欢的存在。
格里默，你不要听她说的。快想一想，你在半年前说过了什么？你对我说，要跟我一起去找到薛爱文、阻止他的人体实验，你忘记了吗？
她没有再说话了，而我知道，事态已经不可挽回了。在她开口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她跟薛爱文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压迫力，比任何人都擅长控制人心。她与薛爱文流淌着同样冰凉的体液，他们的体液不是红色的，而是像月光一样寒冷的蓝白色。没有人不喜欢仰望月光。于是我知道了，她不必再说什么，而我再说多少话都不会带来丝毫的改变。
在这一瞬间，我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我重新举起了手枪，指向格里默的方向。只要我按下扳机，只要子弹穿过格里默的心脏，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只要我在他按下开关之前杀死这位自己在世间唯一的同伴，只要这样就好。
我的手指向着扳机处摸索，食指的第二关节开始积累力量。
只要这样就好。只需要再开这一次枪了，之后再也不会用到这东西。只要一开枪，就都结束了。
做了一辈子懦夫的人，是时候下一次决心了。
就在这时，巨大的响声传来。那是比我听到过的所有噪声加起来都要大的声音，比枪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防空警报的声音、火箭升空的声音加起来还要大一万倍，就好像是将三千世界里可能存在的全部声音都重叠在一起。耳膜毫无疑问震碎了，内脏是否还完好也不得而知。这声音不是来自我手中的手枪；它确实发射了，但它的爆鸣声相比之下什么都不算。就在发动的一瞬间，它就从我的手中飞出了；与它一同漂浮在空中的，还有包括我和格里默在内的周遭的一切物体。我们如同被史无前例的飓风吹起，在一瞬间被送到外太空，以某个天体为中心高速旋转，在巨大的引力作用下被挤压。于是我意识到了，不可逆转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会死掉吗？我会被这巨大的引力撕扯、掉进将我诞生的白洞为我安排的吞没一切的黑洞里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啊。
可是没有。当我们醒来时，只是重新看到了金属构成的墙壁和积着泥水的地表，我们全都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我努力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却无法判断它究竟是一场荒唐的噩梦还是确实发生的历史。火药的气味已经无法闻到了；向着大厅角落的深渊看去，也无法找到任何东西。可只有我在跑来跑去地想要找到些什么；格里默只是躺在地上，如同因为尚不足以感知身体发来的预警而过度玩闹、最终体力透支的小孩子一样躺在那里，用涣散的瞳孔望着透不出星光的天花板。
在见到他身上的所有伤口都离奇地愈合了的现实时，我终于确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貌了。
一个全新的、有着「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的陌生的荒唐的野蛮世界，正赤裸裸地躺在我们面前。
你问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在那之后，格里默哭着哀求着我，让我帮他忘掉吧。我照做了。
再之后，格里默问我，接下来要怎么活下去？我对他说，去信仰吧，就去信仰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少女吧。他照做了。
再之后，我在通往伦敦的隧道上遇到了一个来自合众国的少爷，他说他见到了月光下的少女，而我跟随着他再次见到了爱丽丝的现身。
再之后，这个傲慢的少爷说要给爱丽丝一点颜色瞧瞧，用从父辈继承来的全部积累制成了后来被称为「T方案」的东西。
再之后，再之后啊。
对不起，再之后的事情不能对你说，因为，因为她就要来了啊。
当自称叫J·埃尔斯纳的老人的话音落下时，包绕着Master与老人的白色空间破开了一个洞。随着原本不具备上下左右概念的空间的瓦解，两人占据的位置在一瞬间得以被重新构成。地板从脚下升起，墙壁从纯白的海洋中浮现，在老人讲述的故事落幕的多年后才建成的名为大阿托米的建筑标志性的七色光线重新填充进了二人之间的空隙。
「让我听到了一些新鲜事，这一点要向你道谢。不过，这之后的事情都是私密内容了哦。」
不明来由的小女孩的声音出现在了房间里。它仿佛是从宇宙另一侧发出，穿过了万千光年的距离，无视了一切阻隔，再从颅骨中穿过，径直进入到了二人的脑中。
佩铎爱丽丝。在一瞬间，Master就反应了过来。而就在这时，她前方的老人，突然失去了平衡；泪滴再次从他的脸上滚落，就好像他的叙述中薛爱文死亡的那天晚上的再现。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时每刻都在构思要怎么做才能接近作为时空变换的不动点的爱丽丝、怎样才能将她从名为永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永远徘徊在隧道中是怎样的折磨。为此，他培养了格里默，纵容了马蒂内斯，将一切都当做棋子加以利用，放纵了格里默对Master领地的入侵，策划了B3LYP的暴走，作为后备计划又想方设法得到了爱丽丝想要拿到手的箱子，借助马蒂内斯的T方案，在大阿托米内制造出了连时空变换的不动点都难以突破的纯白空间，将箱子藏在里面，等着Master的到来。
他说，他策划了二十多年，一步步走到了现在；而就在不久前他自己的一念之间，这二十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他说，他向神明祈祷，而神明在这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回应了他。
他说，就在得到了这个箱子之后，他便跟爱丽丝做了交易。只要他将精心争夺来的箱子在展示给任何人之前送回给爱丽丝，她就会让薛爱文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他只是对着空气祈祷，将所思念之事嘟囔出来，爱丽丝的声音就出现了。她是真正的神，是无敌的、不可忤逆的；人只能向她祈愿，照着她的心意行事。
他说，对不起，可是我无法抗拒神啊；可这样说也只是借口。他说，他做了一辈子的错事，一生懦弱，从未做出过正确的选择，直到现在也只能假借神明来掩盖自身的软弱。他痛哭流涕，双手抽搐着，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却望着眼前出现的东方人身影的海市蜃楼无法自拔。Master循着他的目光看去，确实也看到了漂浮在空中的半透明的人影；他坐在轮椅上，戴着圆形眼镜，容颜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看起来要年轻不少。他有着柔顺的花白头发和独特的黑色眼睛，Master却并没有看到老人叙述中如同两张脸拼接在一起一样的异色瞳。于是，Master走向了跪在地上的老人，将手轻轻放在了他早已干枯衰朽的头上。
接着，Master做出了结论：
「你没有做错，你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当薛爱文出现在这里时，我就知道了。现在，接近爱丽丝的概率已经不再是零了。」
就在这时，不知是真实发生的事还是单纯的幻觉，空中漂浮着的半透明的人影仿佛向着Master转动了一下眼睛。而名叫埃尔斯纳的老人则猛地抬起了头。可以确定的是，这位自认为罪恶深重的老人从这一刻开始，彻底地站在了Master的一边。
新闻速览
（2018年8月的世界新闻）
「范特霍夫宵禁继续，切勿出门」
——低地广播公司循环播报的节目
「哈布斯堡吞并欧洲引发合众国不满——战争在望？」
——《鉴报》
「爱普莉尔女王状况危急——变革的机遇？」
——欧洲独立运动发行的传单
「我敢保证欧洲的爱贝莉尔女王像小兔子一样健康」
——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鲁拉的twiber
「新生欧洲联邦即将解体」
——《今日东欧电台》
「快讯：范特霍夫多地传来爆炸声」
——《环宇时报》
「特鲁拉总统升级对欧制裁：灾难的导火索」
——《圣路易斯邮报》
「关于维尔纳在欧洲的残余影响」
——呈送给唐纳德·特鲁拉的内部情报
「关于维尔纳反对派军官团的动向」
——呈送给奥古斯都·C·哈布斯堡的内部情报
「东浦海上机场——消失了？」
——东浦市交通广播偶然谈起的话题
后记
写到这里时，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不要讨厌薛爱文。
只愿该安息者能安息罢。